本文转自微信公众号“投资人记事”，原作者：泽基。
伯克希尔哈撒韦年报之前，先来重温一下巴菲特最近一次最全面的访谈全记录。
美东时间2月22日（星期六）上午8:00（北京时间当晚9点），伯克希尔哈撒韦官网将发布年报，投资者将看到期待已久的巴菲特致股东信，伯克希尔将在2020年5月2日举行的股东大会。
此前的2019年5月，雅虎财经“大家”特别节目，在奥马哈访谈股神巴菲特。这是目前可查的最近一次最全面的访谈。
沃伦·巴菲特是现代投资教父，近50年间，巴菲特一直经营着伯克希尔·哈撒韦，旗下拥有诸如GEICO、DQ等60余家公司，以及苹果(AAPL.US)、可口可乐(KO.US)及其他许多企业的少数权益。
825亿美元的身家令巴菲特成为全球第三富有的人，而他宣誓将这些财富尽数捐赠于慈善事业。
以下是雅虎财经视频访谈的中文翻译。
是否会对持久的经济繁荣不安？
主持人：首先来聊聊经济形势。显然，我们正经历着一场颇为持久的经济繁荣？
巴菲特：真的非常持久。
主持人：在你看来，什么信号预示着经济热潮的冷却？
巴菲特：我会研究旗下企业的各种相关数据，我喜欢用数字说话。
每周我都会收到一些企业周报，但并不是告诉我六个月或三个月后的经济走向，而只是告诉我旗下企业在发生什么，它并不会对我现在的行动，比如购买股票或收购企业，构成任何影响。
这些数字中反映的事实确实很有趣，但并不足以成为我的行动指南，如果我们收购了一家企业，我们会一直持有。
我们会有丰收年、歉收年，也会有日常年份，有时会遇上灾年，我们非常在意的是价格，但并不在意12个月后的情况如何。
主持人：但对这轮经济扩张周期之长，你不感到惊讶吗？
巴菲特：过去10年来，令我讶异的经济事件太多了。
据我所知，从来没有任何经济学家讨论过长期负利率的后果。你去读凯恩斯、萨缪尔森乃至任何经济论著，没人认真探讨过负利率的影响。
但我没记错的话，现在全球已有高达11万亿美元的负利率政府债务。
眼前的形势前所未有，起码从常识上讲，我们从未见过这种情况：经济持续向好、超低利率以及通胀水平极低，同时，政府赤字还在长期持续增长。
眼下的情况的确不同寻常，但不同寻常的事情时有发生，这也是我们做决策时不会依据经济预测的一个原因。
我的搭档查理·芒格和我过去54年来的所有决定，没有一个是根据经济预测做出的。
我们会对特定企业的未来业绩做出商业评估，据此评估需要支付的价格。
但我们从不会因为看好明年或后年的经济形势，就认可一笔交易，也从不会因为经济深陷危机低谷，就取消一笔交易，重要的是当时价格合理。
主持人：我猜，你也不怎么关注那些悲催科学家（注：经济学的戏称）？
巴菲特：就投资而言，我对他们是完全不予理睬的。
经济学不过是娱乐大众的东西，如同综艺节目一样，我从没见过哪个经济学家成功完成企业收购，或是在股市中大赚特赚。
保罗·萨缪尔森倒是赚了不少，但如你所知，他曾是伯克希尔的大股东。经济学家们不过是猜猜而已，经济当中到处都是变量。
从严肃科学来讲，苹果是从树上掉下来这件事，从不因时间流逝而改变。
不管是政治变革还是再多400个变化、变迁，这件事都不会改变，但经济学变量不胜枚举。
你得预计到，企业总会有起有落，当收购本地汽车经销商或者麦当劳门店当时候，你不需要太注重收购时机，而必须是以合理价格做成合理的买卖，确保自己收购的是一家经营得当的好企业。
你不会说，我之所以要收购这家企业，是因为今年经济增长率是3%而不是2.8%之类的话。
投资者应该持有多少现金？
主持人：伯克希尔有逾一千多亿美元现金，你说过，你一直想把伯克希尔打造成一座非常安全的城堡。你认为，一位普通投资者持有的现金应占到多大百分比？
巴菲特：这取决于投资者的个人情况。
如果你需要靠周薪过活，总得在手头留点现金，你肯定不能刷爆信用卡。
但如果你的房贷已经结清，生活开支不高，而且已经有合理的多样化投资组合，那你不需要现金。
主持人：与伯克希尔公司相比，你本人的生活可以更加不需要现金？
巴菲特：对。伯克希尔得对保险进行赔付，投保客户可能遭遇飓风灾害等意外，伯克希尔可能要赔付数十亿美元。伯克希尔有100多万的股票持有人，指望我把公司经营好，确保安然度过各种意外。
但对我个人来说，即便我退休了，我也有价值数百万美元的股票投资组合，这些组合每年会支付给我大约三万美元的分红。我的孩子已长大成人，房贷等一切都已结清，我不用太担心手上没有足够的现金周转。
苹果公司就像一个农场
主持人：聊聊苹果公司吧。你持有大约450亿美元的苹果股权，你会密切追踪苹果公司的最新情况吗？
巴菲特：如果需要密切追踪一家公司的动态，那你就不该拥有这家公司的股权。
主持人：真的吗？
巴菲特：当然了，如果你买下一座农场，你会隔三差五去农场看看玉米长多高了吗？
你会因为有人说受出口影响、今年农产品价格料将走低而过分担忧吗？
当你买下这座农场时，想的是一直持有它。
我在1980年代买下一家农场，我的儿子经营着农场，但我只去过一次。就算我在旁边盯着，农作物也不会长得更快，我在旁边喊着“加油，加油”助威，也于事无补。
我知道农产品价格会涨涨跌跌，我知道有些年份的收成会好过其他年份，但既然我已经买了农场，我不会在意经济预测之类的劳什子。
我在意的是，农场可以常被到悉心照料。我希望收成越来越好，而结果大体上也是如此。
事实上，100年前这座农场或许每英亩可以收获30蒲式耳，甚至35蒲式耳玉米。而到今天，收成好的年份能收获200蒲式耳。
这个国家在不断进步。与数百年前相比，大宗商品价格的波动越来越小，因为我们越来越擅长农业耕种了。
不论种的是棉花、玉米还是大豆等各式各样的作物，你我都是受益者。
主持人：所以，苹果公司就像一座农场？
巴菲特：对，这是一笔长期投资。
如果你拥有镇上最好的汽车经销商，最知名的品牌，交给优秀管理者来经营就好了。
你不必每天都到店里问“今天来了多少顾客？”；你也不会说，“我觉得利率略有上升，也许我们应该减缓销售”，你不会这样做的。
在买下这家店的时候，你就清楚，一年有365天，你要拥有这家店20年，那就是7300天。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事物会不断变化，如果日常琐事都要看得那么重，你就不该买下它。
回购、分红政策不应该由政府决定
主持人：近期回购是个热门话题，你的回购规模也不小。
年报显示，从2018年12月13日到24日，你们回购了价值约2.33亿美元的伯克希尔股票，恰恰买在了股市的阶段性底部。你是如何料到这一点的？当时你是怎么想的？
巴菲特：我如果真能料事如神，回购就不会才2亿美元了，对我们来说，这规模并不算大。
当所有业务需求得到满足，而且手上有大笔过剩现金时，我们就会回购伯克希尔股票。
去年，我们在地产、工厂和设备上花费了140亿美元，远远超出折旧价值。当满足了业务需求后，我们手上仍有过剩现金。
我们最喜欢做的事，是寻找收购的企业，但如果我和我的搭档查理·芒格都认为伯克希尔的股价低于内在商业价值时，我们就会回购。
主持人：当时显而易见正处在这个节点上吗？
巴菲特：对，我们是这么认为的。
不过，真正诱人的是股价大跌的时候，这就跟你以0.6或0.7美元折价购买一美元钞票一样，股市也会周期性地出现这类机会。
每当出现这样意外的惊喜，只要我们有过剩的现金，就会以最快的速度买进这类股票。
主持人：这更像是2009年的情景，而不只是这财季的12月份，对吧？
巴菲特：是的。
如果我们共同拥有一家麦当劳门店，这家店价值100万美元，你拥有50%的股权，然后你来找我说，“我准备以40万美元出清我的股权”，我会马上把你买断的。
主持人：不过，你如果这样做，我会有所警觉（不卖的）。
巴菲特：当然，你应该有所警觉。但如果你想要60万美元，我就会对你说“明天再来吧。”
主持人：我们继续聊回购，参议员舒默和桑德斯希望政府立法，对允许公司回购的时间做出监管，近期有报告称，企业高管们可能会在回购期间搞内幕交易。股票回购问题急需监管吗？
巴菲特：任何事项总会有某些行为失当的人，这与回购实际上没多大关系。
根据我多年的观察，回购与不法活动的关系几乎为零。但这也许只是因为其中无机可乘。
我不理解那篇报告的结论。本质上，回购是在给股东发钱，你也可以通过分红给股东发钱。
理论上，企业本来就应该不时给股东发钱，我们是通过回购给股东发钱，我们已经操作过几次了，我们不是通过分红来发钱。
大多数公司都会根据分红政策向股东发钱，如果它们持有的现金超过了企业需求，在股价被低估时，回购完全行得通。
主持人：是否应该由政府来告诉企业什么时候、或者至少满足什么样的强制条件才能回购？
巴菲特：美国证交会的常规性规定中，确实对回购做了限制，特别是在发现企业存在某种操纵股价之类行为的时候，虽然这么表述也不是很准确。
不过，我不认为企业的分红政策应该由政府决定，我甚至不认为企业的资金投向应该由政府来引导。
政府会将一些资金投向包装得特别诱人，例如可再生能源。我的意思是，当美国政府有意推进某些领域的长期发展的时候。
50多年前，政府曾经发放过一种特殊石油耗竭补贴（注：对美国矿业公司的一种减税补贴，其税前净收入中的14%-22%免税，但免税资金只能用于勘探新矿体），与其说这是政府政策，倒不如说是政治作秀。
当然，可再生资源是对此的最好例证，但是这种企业是否有权、以何种形式向股东返还现金得由政府决定的想法，我认为是没什么道理的。
美国总统选举最关心的三个问题
主持人：2020年总统大选正悄然临近，我知道你对迈克尔·布隆伯格赞赏有加，但是现在他好像不会参选了（2019年3月，布隆伯格一度宣布不参与2020年大选）
巴菲特：对，只凭亿万富翁的选票，他可赢不了大选[大笑]
（注：2019年11月8日，布隆伯格翻盘，登记参选民主党初选，同月24日宣布加入总统候选人提名角逐）。
主持人：只有你和其他一小撮人会投他一票，想想都好笑。
巴菲特：但是我是打心底里钦佩他，我希望他能够参与竞选，我想非常明确地表达我的支持。主持人：特朗普总统曾是一位企业高管，这引出两个问题：企业高管是总统的合适人选吗？总统人选拥有哪些品质会得到你的支持？
巴菲特：我认为，企业高管可以是合适人选，但我并不认为，仅凭企业高管的身份，就该给他们额外加分。
我所期待的总统，首先他在每天清晨醒来时都能够认识到，对富强的美国来说，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是最大威胁。
他得意识到，在我们生活的世界里，总会有个人、组织，乃至个别国家，想要消灭大部分美国人或者其他国家的人民，而这些人如今的杀伤能力涉及到核、生、化三类武器。当然，我觉得现在还得加上网络武器。
如果有一群歪门邪道的人，出于疯狂理由做出类似2001年炭疽攻击的事件，谁会知道那些通过信件传播炭疽杆菌的人是出于什么样的动机，也许有人觉得，向发送俄美正在发射洲际弹道导弹之类的假警报是个好主意。
这是个险象环生的世界，这也是个精彩绝妙的世界，但自1945年8月以来就一直危机四伏。
爱因斯坦曾经说过，“原子所释放的能量改变了一切，但我们的思维方式不曾改变。”（注：后半句为“因此，我们正走向空前的灾难”）
我期待的总统心中有一个标尺，他知道，虽然其他事很重要，但是保护美国、降低针对美国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袭击的成功概率，是最重要的。
这么多年来，我与好几位总统聊到过这一点。我确实觉得，他们清楚这一点，但在日理万机中，他们可能逐渐迷失了方向。
另外，我所期待的总统要有两大经济目标：
一是，确保美国这个超级经济大国的金鹅，能够继续下金蛋。
二是，如果美国的人均GDP是60000美元，那么，每个美国人都不能被落下。
我们的市场体系运作完美，不断产出更多货品和服务，质量也日臻完善，我的一生就是美国经济发展的最好见证。
主持人：在与候选人交流的过程中，你会问他们对这三件事持什么看法吗？
巴菲特：大多数情况下，他们都会说些我想听的话。而我想知道，他们如何说服那些在某些话题上与他们意见相左的人。
我喜欢向候选人提问，但他们常常巧妙地将话题引开。
我会问的是，“有什么议题是你支持、但你的大部分追随者都反对的呢？”，“我知道你深信于此”，这才算是真正的考验。
不过，我不觉得能从他们嘴里得到真切的答案，除非用上吐真剂之类的东西。
主持人：这才是你会询问总统候选人或总统的问题？
巴菲特：我真正想得到答案的问题是，伯尼·桑德斯为什么能大获成功。
那些把票投给伯尼·桑德斯的人里，有90%在两年前压根没听说过他。
但是他们确信桑德斯会言出必行，他们能感觉到桑德斯的真诚可靠，理由是，如果你问他，有什么议题是他支持、但大多数人可能反对的，他会如实告诉你。
收购亨氏是错误决定吗？
主持人：我想问几个关于卡夫亨氏的问题，（收购）它是一个错误的决定吗？
巴菲特：时间会给出答案。
我确实认为，我们为卡夫的出价太高了，不过花在亨氏上的钱还算值。
首先，这笔交易只是我们之间的非公开合作，我们确实在卡夫上花了太多的钱，但如果一开始就花了太多的钱，你也只能认了。
其次，零售商和品牌方之间的冲突是司空见惯的，如果我有一个毫无影响力的品牌，想进驻沃尔玛不可能的，我得做出各种让步，你懂吧？
如果我想让快消品在沃玛特上架，必需品和非必需品的上架谈判截然不同。
十年前，好市多曾试图下架可口可乐，好市多的客户忠诚度极高，好市多自有的可乐品牌柯克兰目前市值390亿美元，柯克兰的品牌是1992年才起步的，涵盖的商品门类不断扩张。
好市多有自己的品牌，不过最终还是再次上架了可口可乐，但如果是“皇冠”可乐，肯定不会再被上架的。
零售商与品牌方之间常有摩擦，一贯如此。
依我看，近来连锁零售商之所以力推自有品牌，来自亚马逊掀起的革命。
如今我们身处全新的零售环境，算不上是什么改天换日的大变革，但确实是起了变化。
过去，人们会花费数十亿美元制作与赞助电视剧或广播剧，用来推广品牌。
在我的孩提时代，金宝汤公司就是杰克·班尼节目上的常客，这可是桩大事。
（注：杰克·班尼是20世纪中叶美国著名情景喜剧演员、广播与电视节目主持人）
这会提升品牌形象，人们也确实喜欢他们的产品，但现在人们更愿意尝试改变，与过去相比，世界已有所不同，但也谈不上换天了，消费者也不可能每天都改换自己使用的品牌。
不过，吉列公司市场地位下滑了，这确实有些出乎意料。我的意思是，男性不喜欢做太多新尝试，女人更擅于尝试新体验。
当你的孩提时代，“吉列体育巡礼”是你最爱的节目（注：1942-1960年间由吉列冠名赞助的著名体育赛事节目），有玫瑰碗比赛以及棒球世界大赛等各类赛事转播，你的后半辈子就用吉列剃须刀来刮胡子，很大程度上，这种品牌效应依然存在。
但已今非昔比，甚至与五年前我们收购卡夫的时候相比，世界已经悄然生变。
为什么还不买亚马逊？还会买吗？
主持人：你刚刚提到亚马逊是游戏规则的颠覆者，你很钦佩杰夫·贝佐斯，他在全美富豪名单高居首位，你为什么还没买入亚马逊股票？还有买入机会吗？你会买亚马逊股票吗？
巴菲特：我一直很钦佩杰夫，20多年前我第一次见到他，我当时就觉得他有过人之处，但是我没有想到，卖书起家可以走这么远。
他有远谋，并且有令人不敢相信的方式让想法落地，有些事真是天方夜谭。
不过，我错过的猎物太多了，即使我能更早认识比尔，我想我仍然会错过微软，那不是我能玩的游戏。
我并不会操心在自己在“能力圈”之外错过了什么，错过自己能力圈之内的股票，那才是重大失误，但你没有看过我犯这些错误。
我错过网景之类的公司根本算不上错误，要我说，也许有5%、最多10%的公司在我的能力圈内，我应该能理解他们的商业逻辑。
主持人：我们聊聊杠杆。人们担心企业债务，也担心高达22万亿美元的联邦政府债务。我们应该减少政府债务吗？如果应该减少，该如何减少呢？
巴菲特：当经济繁荣时，政府赤字如果高达GDP的近5%，完全不需要担心。
国会两党都不大担心政府债务问题，我们的通胀水平不该这么低，但事实就是这么低。
所以我才说，不要为了经济分析而劳心劳神。因为没人能说出个所以然来，做经济分析发不了财，如果你看看福布斯富豪榜，你会发现，通过分析经济形势跻身富豪榜的人几乎为零。
如何用市场化的方式公平分配？
主持人：你曾谈到劳动所得税扣抵制（注：美国租税扣抵制度，针对中低收入的个人和家庭进行补贴），你还有更多看法吗？我们应该调整税收政策吗？与当初相比，现在似乎是在背道而驰。
巴菲特：对，确实是背道而驰。
但我认为，劳动所得税扣抵制是把钱放进那些无法适应市场体系的人的口袋里的最佳办法。
同样，体面的守法公民要想事业有成，就像我在伯克希尔所所取得的，如果不是在现在的美国，根本做不到。
200年前，80%的美国人在农场工作，最擅长耕种的农民无论干得多出色，产值只有最不擅于农民的两倍。在采棉花之类的农场经济下，能人和庸人的差异不过如此。
但现在，如果你是全球最佳的中量级拳击手，也许能赚到两三千万美元。
如果你只是一位守法公民，家教良好，帮助邻里、乐于助人，你只是没有掌握与市场相关的技能，你在农场上可以是一把好手，收入与周围人相差无几。
但随着劳动分工越来越专业化，你没有出彩技能，社会专业化程度还在加深，社会得为这样一个人提供两样东西。
一是让他们过上体面生活，他们生活在一个人均GDP为60000美元的国家，应该让他们生活体面。
同时，还应该让他们获得成就感。只要他们没有生理缺陷，就应该让他们能找到工作。
最低薪资标准是“确保他们口袋里有足够的钱”，但这会对市场体系造成很多不必要的干扰，这让他们口袋里有更多的现金，但却不是更高的劳动报酬。
政府完全可以用相对低的成本为人们提供体面生活，为那些每周工作40小时、家里抚养几个孩子的人们服务。
社会趋势正是如此，似乎两党都赞同这样的做法，共和党和民主党均对此表示支持。
我认为，比起一年一度的税收抵免，逐月抵免的形式更佳。政府可以为他们做各种各样的事，但应该让他们在市场体系里找到归属感，随着美国这只经济大鹅不断产下金蛋，让他们分到更多的份额。
主持人：如果不这么做，当民主党赢得大选，也许富人就要缴纳巨额税款，以支持免费大学教育，那都是非常远大的计划。
巴菲特：你希望每个人口袋里都有更多钱，无论是愿意工作的人还是无法工作的人，我们可以这样做，富裕家庭都会这么做。
如果你有6、7个孩子，有可以传承的事业，你肯定会选最能干的一位接手家业，因为市场体系要求如此，但同时，你也得确保7个孩子都能参与分享。
你可能会分出一块更大的蛋糕给尽心操持的那个孩子，但对于最不能干的孩子，他/她也许很乐于分享，是大家的开心果，在大多数方面都很最棒。你不能对他/她说：“没办法，市场体化就是这样”，“给你的配偶找份活干，然后搬出去另找住所吧”。
企业如何做医保
主持人：我们聊聊医保倡议的最新进展？现在这家公司有了名字——“避风港”（注：摩根大通的戴蒙、亚马逊的贝佐斯与伯克希尔的巴菲特合作成立的医保项目，旨在改善三家公司雇员的医保待遇），这个名字是你起的吗？
巴菲特：不是。
我从来不会操心名字，依我看，这项目即使没名字，照样可以再运作10年，我们的这个合作项目非常强有力，拥有可观的规模和颇为雄厚的市场实力。
我们三家企业旗下有逾100万名员工，老板都是实干家，组织庞大却不官僚，如果其他很多大公司推这件事，会有来自法律和公共关系的各方面压力，但我们从来没有这些烦恼。我们达成了统一承诺，并有能力兑现承诺。
问题是，美国医保是一个高达3.4万亿美元的产业，这相当于美国政府一年的财政收入，而这个产业自我感觉运作非常好。
比如，当我们四处交流、想招一位主管时，每个人都说，美国医疗体系能生产优质药物。然而，当医保成本从GDP的5%飙升至18%的同时，还期望美国的医药公司在国际上保持竞争力，这不现实。
所有人都认为美国医疗体系亟需调整，但只要别调整到自己头上就行，人性就是如此。
我相信，如果我处在同样位置，我也会同样这么做。尽管改变面对重重阻力，但至少所有人都认同形势亟需改变。
当然，如果私人部门长期不付诸行动，人们就会说，“还是算了吧”，到时我们就不得不把改革任务交给政府，这可能令事态变得更糟。
主持人：你和杰米、杰夫多久交流一次？我知道，托德·库姆斯是你指派的话事人。
巴菲特：托德的确承担了一切工作，如果这事办成了，从伯克希尔的角度来看，100%全部都是托德的功劳。
主持人：“避风港”需要收购其他公司来获取专业技术吗？
巴菲特：不需要。
主持人：有什么计划吗？
巴菲特：计划就是支持对医保有独到思考的人（注：指“避风港”CEO阿图·葛文德，印裔美籍医学博士，白宫历史上最年轻的医疗政策顾问，奥巴马医保政策关键智囊）。
他是一名执业外科医生，享有医学界尊重，能找到实际的解决办法，让我们可以提供更好的医保，提升人们对医保的满意度。
长此以往，人们一定能意识到，他们正在享受更好的医保，医保成本在美国经济产出中的占比飙升也有望遏制。
美国拥有无与伦比的经济体制，但当其他国家通过相似改革，在人均医生数、人均病床数等指标上大幅提升的同时，美国人付出的医保成本不应该高达GDP的18%。
我认为，顶级的医药产品高度集中在美国，这当然很好，我希望美国在这个领域中遥遥领先，但我们正在为此付出代价，如果我们每年多付出7%的GDP，一年就是1.4万亿美元。
主持人：政府是否正在关注这些？如果政府专注于改革药品价格，这会不会成为一个“兔子洞”、导致我们忽略大局？
巴菲特：他们正在尝试。你随便找一位众议员聊聊你就知道了，国会把这看作是一个问题。
他们能从现实中看到，药品价格及其他事项都是亟需改变的大问题。
问题在于，药品价格牵一发动全身，这是我们安排葛文德掌管项目的原因，他背后有三家大型组织支持他，我们无意通过“避风港”盈利，我们的最终目的不是打造一家盈利企业。
主持人：葛文德会与医疗保险公司交流吗？
巴菲特：他会与形形色色的人打交道，我们并不打算公开他的运营计划，因为某种角度来说，只有他自己最清楚运营计划。
我的意思是，我们因口口相传的美誉、黑纸白字的报道和他的功绩成就选择了他。
不过，随着项目不断推进，他会继续学习，我们或者他会开展某些实验，在拥有诸多员工的我们三家公司之一进行局部尝试，有各种各样的试验方式。
通用电气的吸引力没那么大了
主持人：你曾投资过通用电气，而且这笔投资收获颇丰。
巴菲特：是的，实际上我出手过早了。
回头去看，2008年9月下旬到10月初我一度非常活跃，在10月晚些时候我写了那篇文章（注：巴菲特2008月10月16日在纽约时报发表著名文章《买入美国正当时》）。
当时，我在文章里写了，经济形势会越来越糟，但我没想到，从那时到次年三月，股市会跌那么多，在股市触底之前，我几乎把手上所有的弹药都打光了。
主持人：近来你为何不再投资通用电气呢？通用电气应该与你们接触过，每个人都在问，为什么沃伦·巴菲特不再投资通用电气，救助它平稳着陆？它可是一家伟大的美国公司。
巴菲特：我觉得拉里实际上干得不错。
主持人：拉里·卡尔普？
（注：拉里·卡尔普，2001-2014年任通用电气CEO，2018年10月任通用电气董事长暨CEO至今）
巴菲特：对，说的是拉里·卡尔普，他与丹纳赫集团的交易是一笔好买卖，我认为他明白事情的轻重缓急。
（注：2019年2月25日，丹纳赫集团以214亿美元收购通用电气旗下全部生物制药业务。）
在我看来，他能力出众，走的路子也是对的，我算是通用电气的拥簇，伯克希尔是他们产品的大买家，同时也是向他们出售产品的大卖家。
我和通用电气的经理们相互认识，你知道，杰克·韦尔奇是我非常好的朋友（注：约翰·“杰克”·韦尔奇，1981年至2001年任通用电气CEO，期间大刀阔斧裁员高达40%，将年营业额从250亿美元提高至1400亿美元）。
我们的政见并不完全一致，但是我们相处融洽，我喜欢这个家伙，我期待通用电气一切向好，不过，这家公司对我的吸引力没那么大了。
“五片树林”的重要性
主持人：你在致股东信中谈到了“五片树林”，其中提到的“第三片树林”重要性不上不下。
（注：2018年巴菲特在致股东信中将伯克希尔五大业务比喻为“五片树林”，即控股的非保险公司、对大公司5%至10%的股权投资、伯克希尔与其他方共享控制权的公司、美国国库券和现金或固定收益、保险业务）
巴菲特：是的，就是在其他公司中的控股。
主持人：是不是说这些控股并不是最健硕的“树林”？为什么会形成这样的局面？
巴菲特：这些都是按照美国通用会计准则，我们必须作为权益资产计入账上的公司。
我们在这些公司中的控股比例超过20%，但是我们不具有实际控制权，在美国通用会计准则下，这些控股属于一个特殊类别，它无法归入其他“树林”。所以，我不得不将它辟出来作为单独的“树林”，但作为“树林”，它的重要性稍显不足。
主持人：你说过，伯克希尔的整体要大于它的部分之和。
巴菲特：没错。
主持人：你有算过伯克希尔的整体价值具体是多少吗？
巴菲特：这取决于市场环境，有时保险公司的浮存金非常可观。
有时，我们旗下的公用事业公司可以享受生产税收抵免，作为伯克希尔汇算清缴的一部分，这些抵免就令我们受益良多。
不过，政策千变万化，这是锦上添花的事。
我们也可以转移资本，以我们40多年前收购的喜诗糖果为例，它是一家优秀的小企业，现金流源源不断 ，我们尝试了50种不同办法扩张，可我们就算再努力，也是徒劳。
但是我们可以转移这部分资本，帮助收购BNSF铁路或者做其他各种事。我们有税优的途径，可以将资本无缝转移到需要它的地方。
我们旗下一些公司真的很烧钱，而另一些公司能不断产出现金，我们可以做资本安排，如果投资的公司之间做资金转移，会有税收损耗，税优效果比我们的途径要差。
伯克希尔内部重要的人事安排
主持人：你曾说过，阿吉特·贾恩和格雷格·阿贝尔身上流淌着伯克希尔的血液，自他们被提拔为副董事长以来，是否已经有所作为？日后他们会成为沃伦和查理这样的好搭档吗？
巴菲特：不，他们之间没有关联，他们各自经营不同的业务。
阿吉特不会插手其他业务，他全部心思在保险业务上，格雷格从不插手保险业务。而现金、资本之类的东西，是由我来考虑的。
他们经营着两项庞大业务。阿吉特的业务涉及数千亿美元资产，而格雷格的业务能带来1500亿美元营收。按净值算，他们都能跻身全美前10或者前15，这两项业务确实非常庞大。
主持人：不过他们之间的关系不完全像你和芒格？
巴菲特：对，查理和我是合伙人关系，我们会全盘考虑公司的方方面面。
我们始终是这么做的，目前依旧如此。
主持人：托德和特德怎么样？没见你提起他们？
巴菲特：他们各自管理着130亿美元的资产，其中包括他们经营的伯克希尔养老基金。
伯克希尔有1730亿美元权益资产，除此之外，我们还有80亿美元的养老基金，加起来是1800多亿美元。
他俩管理的资产累计260亿美元。对这260亿美元，他们享有完全的自主权，不需要向我请示。
月底时，我会看看他们做了什么，他们一般不会做什么大动作，不会频繁交易或者其他类似的事情，不过我要看的是他们做出了什么样的变化。
例如，托德做过两三笔私募形式的小型投资，我很清楚那几家公司都是做什么的，但它们的名字我不能告诉你，那是他的心头肉。
主持人：其中一家是不是甲骨文，伯克希尔曾对甲骨文有过一笔投资，后来清仓了。那是他们做的吗？
巴菲特：不，那不是他们做的，是我做的。
主持人：你当时还说，你看不懂甲骨文的商业逻辑，所以你才清仓的。如此说来，你当初为什么买入甲骨文呢？
巴菲特：这是个好问题，我给不出一个好的答案。
我看得到（云业务的）发展，但我对云业务了解得越多，越觉得自己对云业务不甚了解。
是否在意分析师对伯克希尔的研究？
主持人：巴克莱银行发布了一篇研究笔记称，他们下调了对伯克希尔的每股盈利预期，你会读这些东西吗？
巴菲特：不会。一定要说读过，我也许偶然会读到它，但我不会特意找它来读，这对我们毫无影响。如果我花时间读这些，那我就没时间读上市公司年报了。
我们不会因此改变行事方针，我也不会通过它来知道我们未来能有多少盈利。
正如我在年报中所述，在伯克希尔，我们不会准备月度财报。敢明确这么说的公司，恐怕只有我们。
准备月报毫无意义，我知道钱都在哪里，我大体知晓公司的财务状况，但那又如何呢？
我本来就不会为保险销售设置什么季度业绩目标，或其他更糟糕的事，查理也很清楚公司的现状如何，我们都知道哪块业务蒸蒸日上，哪块业务毫无起色，我们当然知道钱在哪里。
主持人：瑞银开展了一项伯克希尔投资者调查，结果显示，投资者最关心的五大要事分别为接班人选、投资业绩、并购机会、股票回购以及保险利润。你会读这些调查吗？你对结果感到惊讶吗？
巴菲特：不会，但是我并不反对调查结果，我很庆幸有人能理解我们。
主持人：那些还是你的投资者。
巴菲特：对，这至关重要。
回头看，1956年我刚刚成立合伙企业，也就是日后伯克希尔的雏形时，当时有七个人围坐桌边共进晚餐，主要是我的亲戚们。
我说，这就是合伙人协议，遵照内布拉斯加州的法律起草，篇幅四到五页，各位无需通读条款，但这有大概半页纸的“基本准则”，我想让各位读读这个。
如果你认同这些，比如合伙人之间的互动方式、共同期望以及其他种种，我们就能合作，如果你不认同，那也没事，我们只是做不成合伙人罢了。
如果我要与某人缔结合伙人关系，我希望能相处融洽，一旦成了一家上市公司，就得接受形形色色的新股东。
不管他们觉得伯克希尔应该发放大额分红还是拆分股票，我都不能控制新股东加入，因此，以我的言行及其他方式，尽力从公开市场上吸引想要的股东，把不想要的股东排除在外。
我记得没错的话，创建了普赖斯会员商店的索尔·普赖斯当初就是坐下来，首先搞清楚了哪些人不是他的目标客户，他建立了一套能够排除非目标客户的体系。
（注：索尔·普赖斯创建普赖斯会员商店，于1993年与好市多合并，逐步形成了今天好市多的商业版图。）
哪些客户是他不想要的呢？他不想要只买一盒牛奶的顾客，因为他们会让篮子里装着200美元商品的顾客增加排队时间，所以，他通过收取会员费，让所有“凑热闹”的客源去7-11。
我们想让伯克希尔排除那些对公司抱有与我们不同期待的人，这是为他们着想，我衷心希望他们能找到合适的公司。
如果你经营的是一家教堂，你肯定希望济济一堂的，最起码都是想要听你布道的人。
你不希望每周换一拨人，说“天呢，我得找一批新追随者”，“我得出去找些投资者聊聊，让他们这周日来我的教堂”，因为教堂里的席位就那么多。
伯克希尔只有大约164.5万股A类股，这些股份就是席位，我想要与我意见一致的人坐在上面。
主持人：这是“伯克希尔教会”。你投资了杰米·戴蒙的摩根大通，为什么会买这家投资银行？
巴菲特：因为我能看懂银行，当时摩根大通的开价与未来前景相比也非常合适。
我坚信，十年后摩根大通的股票会大幅增值，我感觉我的判断大概率是正确的。
我并不认为，摩根大通会是所有投资中表现最为出色的一个，但我确信，这笔投资不会令我失望。
保险业务面对的新形势
主持人：气候变化是否改变了你们的保险业务？
巴菲特：不，它并未改变保险业务。
如果我们承保的是20年保单，气候变化才会改变我们的保险业务。
可能改变死亡率的事件，不利于寿险公司，寿险保单的保险责任可能长达20年。如果形势对保险公司不利，顾客肯定会继续把保费交下去，长期护理保险业务就是个很好的例子。
但是，如果承保的是续保年期为1年的保单，需要走一步看一步。
比如，开车比以前安全多了，过去每行驶1亿英里就会有15例死亡，现在，这个数字略高于1例。同时，汽车修理费也比以前贵多了，过去花10美元就能修好的小小侧镜，现在得花上1000美元左右。
所以，站在不同角度，很多事会有不同影响。
碰撞险必须面对一个现实，挡风玻璃、保险杠和侧镜等等配件价格比以前贵得多；但是个人责任险，车祸死亡已经不像过去那般频繁了。
气候一直在发生变化，但真相是，与2005年前后相比，因为美元汇率变化和人口集中度，现在你可以用更加低廉的保费，买到赔付额上限极高的巨灾保险。
迄今为止，保险费率不断下滑，是我们退出车险业务的一大原因。
12年前，伯克希尔曾是车险的承保大户，我们不是因为气候变化退出车险业务的，我们退出车险业务，是因为费率不合适。
世界变化无常，会造成非常严重的后果，但是每年之间的气候变化不会太大，在气候变化的过程里，我们的业绩依旧喜人。
互联网带来的风险
主持人：你曾谈到，技术发展速度快于人类理解力的进化速度，社交媒体、Facebook、谷歌和俄罗斯网络水军的出现，是否就是例证？你对此感到担忧吗？
巴菲特：我认为，网络对人类构成了实实在在的风险，更别提虚假信息带来的问题。
我们旗下拥有22000余英里铁路，有些铁路承运氨气，有些铁路承运氯气和其他东西，我们必须承运它们，我们别无选择，法律要求我们履行承运义务。
我宁可在无网世界开展这些业务，这比在网络世界里要强。
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但网络问题，在于它的瞬息万变。你难以预料自己是否会碰上一些疯狂的家伙，比如把炭疽杆菌塞进信里，网络会放大这些事情。
我们都见证了9/11事件中19个恐怖分子犯下的罪行，一旦某些疯狂的个人、团体甚至个别政府运用一些工具这么做，具有毁灭性。
我们并不清楚他们都掌握了哪些工具，情况随时随地都在变化
我想再次引用爱因斯坦的话，“我不知道第三次世界大战会使用什么武器，但第四次世界大战会使用棍子和石头”，这是个险象环生的世界。
如何看待马斯克？
主持人：你怎么看伊隆·马斯克作为CEO的行事作风？
巴菲特：我认为，他还有提高的空间。
有些人善于发表有趣的言论，而其他人脑子里总是绷着一根弦，担心表达观点会招致麻烦。
不过，他是个出类拔萃的家伙，但我看不到有任何沟通的必要性。
我大概总共就发了七条推文，因为我的一个朋友替我注册了推特，她给我打了不下一百次的电话，问我能不能发这条或者那条推文。
我想我大概对她说了七次“好的”，没有一条推文是我亲自写的，我甚至不知道怎么发推特。
主持人：你和伊隆交流过吗？
巴菲特：他参加了“捐赠誓言”，我们见过一两次，不过那是很多年以前了，七、八年了吧，他一直没来我们的年会，我也七、八年没见过他了。
如何看待中美贸易战？
主持人：聊聊中美贸易战，你觉得唐纳德·特朗普点名中国政府，提请他们注意的做法正确吗？
巴菲特：我不予置评。
谈起政治活动，我不会将自己的公民义务交给保密信托基金来打理（注：blind trust，信托人对投资方式不知情，避免从政者为自身需要影响政策决定）。大选的时候，我会有所行动。
人们会将我的看法解读为伯克希尔的立场，但这些言论并不代表伯克希尔的立场，我只代表我个人。
我乐意讨论中国，但是我不能和你聊中美贸易战。
主持人：你认为中美贸易关系还存在改善空间吗？
巴菲特：在我看来，中国和美国注定会是超越百年的超级大国。
他们永远会是竞争对手，会是商业对手、观念对手，是方方面面的对手。
我们确信，在不忘竞争的同时，美国与中国共同繁荣，才是最美好的世界。
在核武时代，谁都不想成为觊觎环伺的繁荣孤岛。中国不想，俄罗斯也不想，大家都意识到了放任竞争失控的危险性。
在不敌对的情况下互相竞争，无论时代变迁，强国都必须认识到这一点。
200年前的时代可以存在某个霸主国家，但现在世道变了，那些国家或许做了些你不感冒的事情，但这威胁不到世界的存在。
国家之间可以相互竞争，可以为了某些事情摩擦，但不可以把竞争视同于战争。当重要大国不能始终认识到这一点，世界才会真正受到威胁。
主持人：你认为中国与美国可以化解两国之间的分歧，还是说冲突不可避免？
巴菲特：我认为冲突并非不可避免，每个超级强国都应该积极思考。
俄罗斯是一个超级强国，美俄拥有世界上90%的核武器，两国必须意识到，只有当它们不再带着“赢家通吃”的思维去看待世界，世界才是最美好的，我们必须认识到这一点。
我们不能有“要么美国观念统治世界，要么美国大棒伺候”的想法，中国不能这么想，俄罗斯也不能那么想，这是显而易见的，必须确保事态不会升级，第一次世界大战因斐迪南大公遇刺而爆发，是有概率的事件。
我问过一任总统，如果有人在半夜叫醒他，告诉他另一个国家绝对是发射核弹了，你会发起核反击吗？你有10分钟的决定时间。
“我可不想承担那样的责任”，那你就得确保事态不会恶化到那种地步。
有些事引发关注，会在中国重大受雇
主持人：你会在中国进行重大收购项目吗？如果不会，你是否因此错过极大部分……
巴菲特：答案是我们会进行收购。
主持人：你已经在观望了吗？
巴菲特：是的，有些事已引起了我们的关注。
主持人：你会担心中国法治环境差异和财务不透明吗？
巴菲特：我当然要搞清楚中国的会计准则，显而易见，一些业务会比其他业务更容易。
我需要在跨国投资时越过一个个小障碍，我能够克服，只是不会像在过往交易中找答案那样轻车熟路罢了。
我们更容易在美国进行重大收购，如果我感兴趣的标的在美国之外，我就得做更多功课 ，但我享受做功课的过程。
十几年前，我们在以色列进行了一项收购，当时我不知道那里的税率是多少，也不了解当地公司法，我当时想的是船到桥头自然直，结果当然令人满意，但我也不是自动就知道答案的。
主持人：与先前的谈话相比，你似乎对在中国做交易持更开放的态度了。
巴菲特：我不这么想，我一直是开放的。我们在中国已经完成了两笔具有相当规模的股票购买交易，结果不错。
主持人：哪两个？
主持人：中石油和比亚迪，比亚迪是查理的项目，查理可是个中国通。
主持人：美国的贸易逆差不断扩大，当然，其中多数与中美贸易相关，你对此感到担忧吗？
巴菲特：我为《财富》杂志撰写过一篇相关文章，文中也谈到了很多年前的贸易局势，当时美国贸易逆差在GDP中的占比也很高。
我并不认为必须要贸易平衡，但我认为，如果贸易逆差不断扩大而无法改善，随着时间推移，它会发酵成一个实实在在的问题。
美国其实就是在向世界其他国家输送绿纸（美元），而他国则在向你输送货物。
他国人民生产内裤或者鞋子，他们从我们这里得到绿纸，这事做得多了，这些绿纸随着时间推移逐渐贬值的点子，会非常诱人，尤其是在他们想将绿纸变现换成别的东西的时候。
贸易逆差是司空见惯的现象，但是如果贸易逆差的数额过大，我们就会作茧自缚，待到我们无法消减逆差的时候，就会成为问题。
我曾经写过相关文章，其实贸易逆差是件好事，你只消输出绿纸，别人就会供你吃喝，你不乐意这样吗？
主持人：我们正生活在这样的世界里。
巴菲特：对，确实如此。美国把这叫作信用卡。
主持人：中国经济正面临近三十年来的最慢经济增长，中国领导层把增速目标降至大约6.5%、6%，你对中国增速放缓及其对全球市场的影响感到担忧吗？
巴菲特：从全球市场的角度看，我毫不担心，中国在未来依旧有巨大的增长潜力。
回顾1949年以来的发展历程，中国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变化。
1949年，中国大约占全球人口的20%，但完全没有发挥出自己的潜力。
中国人民非常聪明智慧，中国地大物博，发生的一切让人难以置信，游戏尚未终结。
不过，美国也取得了难以置信的发展，人均实际GDP已是我出生时的六倍，当时我们已经认为美国是个相当发达的国家了。
我父母不会相信的，他们大概会觉得，这孩子出生在美国真是生来的福气，这是事实。
我们一路顺风顺水，但在近数十年里，中国好像像飓风一样后来者快跑。
中国人民让这样一个人口规模的国家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我认为这是前所未有的壮举，我们也取得了相同成就，但美国的发展历程更漫长。
这是日新月异的发展。1995年我第一次造访中国，当时他们已经将中国经济发展视为一个奇迹，10年后我再度造访中国，它又脱胎换骨成了一个全然不同的国家。
主持人：感谢你做客本节目！
（编辑：郑雅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