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转自红星新闻
大约10年前，“股神”巴菲特曾说，他缴纳的税率比自己的秘书还低，这要归功于美国联邦政府有利于富人的税收漏洞和税收减免。
他的说法引发了一场关于美国税收制度公平性的辩论。最后，专家们一致认为，无论巴菲特的具体情况如何，大多数美国富人实际上缴纳的税率并不比中产阶级低。“这是常态吗?”当时，美国专业事实核查机构Politifact给出的答案是：“并不是。”
而在十年后，这个答案似乎需要更新为“是”了。
据媒体报道，一项关于美国超级富豪课税负担的新研究发现，2018年，美国最富有的亿万富翁们缴纳的实际税率，有史以来首次低于工人阶级及其他任何收入群体，成为全国最低一族。
美国最富有的400个家庭与美国底层50%的家庭的平均实际税率变化。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经济学家伊曼纽尔·赛斯和加布里埃尔·祖克曼收集了美国自1950年以来的税收数据并加以比较，结果发现，2018年，美国400个最富有家庭的平均实际税率为23%，比美国底层50%家庭的24.2%低了一个百分点。
相比之下，在1980年，“最富400人”(Forbes400，美国《福布斯》杂志评选的全美最富有的400人)的实际税率为47%，在1950年，这个比例甚至高达70%。而底层50%人口缴纳的有效税率几乎没有随时间变化——对于中产阶级和贫困家庭来说，他们并没有从公司税或遗产税的下降中得到多少好处，因为他们现在支付的工资税(为医疗保险和社会保险提供资金)比过去更多，所以总的来说，他们的税收保持平稳。
不同于其他对美国课税负担的估计，这项研究包含了美国人支付的所有税项：联邦所得税、公司税，以及州和地方税。不仅如此，它还包括了约2500亿美元的“间接税”，如机动车许可证和企业许可证等等。
赛斯和祖克曼将美国税收史描述为“想要向富人征税的人和想要保护富人财富的人之间的斗争”，他们认为，对超级富豪的税收逐步下降，是“历届美国政府所实施的政策的共同结果”——这些政策既降低了最高税率和资本利得税，又允许企业在海外囤积利润。到了2017年，《减税和就业法案》出台，这对富人来说无异于“意外之财”，因为它降低了最高所得税等级，并大幅降低了企业税率。
根据赛斯和祖克曼的说法，到了2018年，美国富人已经开始享受该法案的“福利”：最富有的0.1%家庭平均实际税率下降了2.5个百分点。然而，该法案所承诺的益处——提高经济增长率、商业投资，以及减少赤字，在很大程度上并没有实现。
然而，并非所有经济学家都认可赛斯和祖克曼的分析。在课税负担问题上，曾担任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的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杰森·福尔曼指出，在两人的分析中没有包括可退还的税收抵免，如劳动所得税抵免(EITC)。
福尔曼说，这项旨在鼓励低收入家庭工作的税收抵免是税法的一部分。比如，一个人支付了1000美元的联邦所得税，然后得到了1500美元的税收抵免，那么他的联邦课税负担将是-500美元，但是福尔曼说，根据赛斯和祖克曼的分析，这个人的负担将是0美元。这一结果将使低收入人群的总课税负担显得高于实际水平。
对此，祖克曼反驳称，他和赛斯的分析认为，EITC和其他类似的抵免是收入的转移，类似于食品券或失业救济，而不是税收规定。“如果你开始把一些转移支付算作负税收，那就没完没了了。你认为所得税抵免是一种负税收吗?退伍军人福利呢?医疗补助呢?国防开支呢?如果没有明确的界限，结果就会变得任意。”
然而，媒体在报道中指出，经济学家普遍认为，近几十年来，美国富人的课税负担已大幅下降。“富人们交的税肯定比过去少，也比他们应该交的少。”福尔曼也承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