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在年度致股东信中，摩根大通CEO杰米·戴蒙仍想保持以往对前景的乐观态度，但字里行间还是隐隐透露出些许悲观，他在信中写道，虽然美国是“一个真正的特殊的国家，可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强大，不过，他警告称，“但有些地方出了问题，这正在阻碍美国发展。”
美国人曾将"山姆大叔"诚实可靠、吃苦耐劳及爱国主义精神视为美国公民的骄傲和共有的品性，而如今，却陷入深深的挫败感，这和戴蒙在信中提到的以下问题不无联系。
美国经济增速放缓
戴蒙指出，过去10年或20年比50年之前，美国经济增长更为缓慢，从1948年到2000年，实际人均GDP增长了2.3%，而从2000年到2016年，仅增长了1%。如果在这17年中增长了2.3%，而不是1%，那么美国的人均GDP将比实际值高出24%，或者说人均超过12500美元。
据智通财经了解，许多经济学家认为，美国现在永久地陷入了增长放缓和生产力下降的状态(他们说，长期停滞是新常态)，但戴蒙对此强烈反对，因其认为美国许多问题都是自身造成的，例如往往是许多非经济因素在影响增长和生产力，如以下因素：
1.过去16年里，美国在战争中花费了数万亿美元，而本来可以将这笔钱用来有效投资。
2.自2010年以来，政府接管学生贷款后，政府直接贷款给学生的金额已经从2000亿美元飙升至超过9000亿美元，而学生贷款违约显著增加。
3.医疗费用基本上是大多数其他发达国家人均的两倍。
4.令人震惊的是，大约40%(每年约30万名学生)在美国大学科技、工程和数学领域获得高级学位的是外国公民，他们没有留在美国的合法方式。特朗普的“禁穆令”正迫使海外人才难以留在美国实现自己的梦想。
5.约2000万美国公民有犯罪记录，这意味着他们往往很难得到一份工作(美国的重罪犯数是加拿大的6倍)。
6.对抵押贷款市场的改革失败，大大降低了抵押贷款的可用性。戴蒙估计，如果美国拥有更健康的抵押贷款市场，抵押贷款将超过1万亿美元。更多的抵押贷款，将增加房屋建筑项目，从而带来更多的就业和投资，也会进一步提振经济增长。
这些非经济因素中的任何一项，都是损害美国实现健康增长的重要因素。
美国中产阶级家庭比例收窄
智通财经获悉，2015年真正的家庭收入中位数比1999年跌了2.5%，中产阶级家庭比例缩小：1971年，美国有61%的家庭被认为是中产阶级，但2015年这一比例仅为50%。而对于底层20%的收入者--主要是低技术工人--这个情况可能更糟，从1999-2015年，他们的收入下滑逾8%。戴蒙认为，这很大程度上和美国疯狂举债及庞大的债务积累相关，而这包括个债如学生贷款、汽车贷款，及创纪录的企业债，且主权债占GDP的比重高达100%。
美国劳动力参与率太低
美国劳动力参与率已经从2008年的66%降至目前的63%。这种下降的某些原因是可以理解的，而不是太令人担忧--例如，人口老龄化。但是如果你再仔细研究一下数据，只关注劳动参与的一个关键环节：即25-54岁年龄段的男性劳动力参与率，你会发现一个严重的问题。
如下图显示，在美国，这一群体的参与率从1968年的96%降至今天的88%，这低于几乎所有其他发达国家在此年龄段的劳动力参与率平均值--93%，也就是少了1000万名劳动力。不参与就业的男性中，57%残疾;目前71%的青年(17-24岁)不适合参军，因缺乏适当的教育(基本读写技能)或因健康问题(常常是肥胖或糖尿病)。
教育跟不上步伐
美国许多高中和职业学校不提供学生所需要的教育--他们的目标应该是毕业并找到一份体面的工作。被教育辜负的学生往往是来自低收入家庭和少数民族。在许多内城学校，只有不到60%的学生毕业，而且许多毕业生都没有做好就业准备。这又导致美国数万亿美元的年度GDP损失。
基础设施需要规划和投资
20世纪60年代初，美国被认为拥有最好的基础设施(公路，港口，供水，电网，机场，隧道等)，而现在在世界经济论坛排名中，在138个国家中，仅位列第27名，反映了在基础设施方面，美国落后于大多数主要发达国家，包括英国、法国和韩国。美国土木工程师学会每四年发布一份报告，检查当前的基础设施条件和需求，2017年给予的是D+评级。另一个有趣而令人痛心的事实是：美国在20多年内，并没有建造一个重要的机场。而另一方面，过去10年，中国建成了75个新的民用机场。
企业税收制度正在将资本和人才推向国外
美国现在拥有发达国家最高的企业税率。过去10年里，大多数其他发达国家都大幅降低了税率(不管是法定税率还是实际税率)。这给美国造成相当大的伤害。美国公司一般都会把资本投向海外，因为他们的税收越低，回报越高。此外，外国公司在收购美国公司时具有优势--通常他们能够降低合并后公司的整体税率。正因为如此，美国公司一直在人力资本、工厂、设施、研发和海外收购方面，进行了大量投资。此外，美国公司在国外持有超过2万亿美元的现金，以避免额外的税收。唯一的问题是，在美国解决这个问题前，会造成多少伤害?
降低企业税会激励企业投资和创造就业机会。
如下图所示，就业增长与企业投资高度相关;由企业和资本形成的固定投资大幅下降，远远低于摩根大通认为的正常水平。
减少企业税也将提高薪资。高企业税的意外后果之一是，它们实际上压低了美国的工资水平。
过度监管会降低经济增速和减少创业
戴蒙认为，监管环境呈现出“不必要的复杂、昂贵，有时还令人困惑”;“构思拙劣的、不协调的法规损害了经济，抑制经济增长和就业。”他还说，他不想完全否认多德弗兰克法案或其他运行无效的规则。
据估计，每年大约有2万亿美元用于监管(美国每年每户约为15000美元)。即使这个数字被夸大了，它也突出了一个令人不安的问题。尤其令人不安的是，这可能是近年来小企业创建放缓的原因之一。根据美国商会的说法，仅仅是联邦法规的负担增加，可能是新企业成立速度下降的主要原因。1980年，美国人每年创造了大约45万家新公司，而2013年仅为40万家，尽管从1980-2013年，美国人口增长了40%。目前美国的创业活动仍低于经济衰退前水平。
虽然有些法规显然带来了好处(例如，干净的空气和水)，但也很显然，过度监管不利于生产力、经济增长或就业机会创造。甚至那些曾经有意义的法规也不再适用于这个目的。
缺乏经济增长和就业机会，导致许多美国人遭遇深深的挫败感，并反感贸易、全球化甚至自由的企业制度，这其实都是可以理解的。
戴蒙认为，要解决以上问题，需要“一致的、透明的、简化的、基于风险的资本标准，”很明显，银行有大量的资金，更多的资金可以安全地用于经济发展。
信尾，戴蒙来了个有趣的转折，他认为银行“太大而不能倒”的问题总体已经解决。（信息支持：比特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