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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卫生事件影响，美国经济下滑之严重触目惊心，不过和七个月前卫生事件爆发之初相比，人们对经济的担忧已有所减轻。尽管如此，未来依然充满变数。虽然股市依然红火，失业率也在持续下降，但下降的趋势在放缓。
与此同时，不平等现象还在加剧，少数族裔、低薪劳动者的求职之路依然坎坷。在接受了数十亿美元的联邦救助后，大型航空公司、娱乐集团、金融服务机构仍不见起色。小企业同样举步维艰，而国会有关新一轮救助方案的谈判似乎陷入了僵局。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前首席经济学家、哈佛大学公共政策及经济学教授肯尼斯·罗格夫近日接受哈佛大学校刊《哈佛公报》专访，就美国经济复苏状况、股市在卫生事件期间的强劲表现等话题，分享了自己的独到见解。
以下为专访全文：
《哈佛公报》：目前的整体经济形势如何?
罗格夫：关于这一点，我赞同美联储对当前经济形势的评价，经济复苏的步伐比3月份时大部分人料想的更快。但经济并未完全复苏，消费者支出和就业数据等还不尽如人意，但还是超过了人们的预期。不过，经济前景仍然面临着巨大不确定性。
美国大选自不必说，虽然随着大选的临近，大选引发的不确定性在逐渐减弱，但依然蕴含着巨大变数。除大选之外，我们还面临着其他两方面的不确定性：首先，第二波卫生事件会怎样，会对经济造成何种影响?虽然我们对卫生事件还不完全了解，但大量证据表明，卫生事件在室内的传播速度要快得多。到11月份天气转凉时，我们在室内的时间会更长。如果经济再度关停，我认为不会像卫生事件爆发之初那样，政府会更有针对性地采取隔离措施。但这也意味着传播会更快。这是其中一大未知因素。
第二个不确定性在于，此次危机与2008年金融危机不同。在2008年，除了楼市之外，主要是需求面受到冲击，而此次卫生事件中，需求和供给两方面同时受到冲击。从这个角度说，今年的形势更加复杂。没错，我们需要提振需求，但长远来看，经济要恢复元气，供给同样重要。我们很难再回到从前的日子。我倒是希望可以，但是从大部分数据来看，一些重大变化已在所难免。其中最明显的一个变化是，一些大城市可能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一蹶不振，尤其是如果人们继续在家办公的话。只要看看波士顿闹市区就一目了然。
一些行业的复苏会异常艰难，航空业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实体零售店的日子本来就不好过，卫生事件更是令其雪上加霜。此外，餐饮业、酒店旅游业、娱乐业等等，无一例外都面临着长期问题。好在有政府的强力支持，经济才不至于垮掉。至于哪些企业能熬过危机，哪些又将沦为牺牲品，现在还没人说得清。无论你信与不信，今年前九个月大型企业的破产数量甚至低于去年同期。不过这种现象不会持续，因为一大波小企业已经距离破产不远了。政府已在努力降低卫生事件造成的破坏，但如果这些破坏久久无法消退，那么到了某个节点，经济回调是必然的。
《哈佛公报》：在此次卫生事件的大部分时间里，股市一直表现强劲，这到底是什么原因?
罗格夫：我认为有三方面原因。首先是美联储的支持，美联储将基准利率降至零的水平，不仅是短期利率，长期利率也降至超低水平。对投资者而言，除了股市，眼下似乎再难找到其他投资渠道，就连一向以稳健著称的养老金也加大了对股市的投资。除了压低利率外，美联储对私营领域的信贷担保力度也达到空前水平。诚然，与其他资产相比，美联储购买的私营信贷资产规模并不算大，但是仍可以称得上史无前例。美联储不仅在购买私营企业债券这样的高风险资产，其购买高风险市政债券的力度也是史上不曾有过的，这促使投资者相信，美联储将不加区别地为所有资产提供担保，但事实上美联储并没有这个打算，而且也无权这么做。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十分清楚，他要做的只是防止金融市场垮塌，而不是帮助资不抵债的企业避免破产。
第二个原因在于，市场似乎十分看好疫苗，无论对疫苗研发的速度还是对疫苗问世后在应对卫生事件方面的作用，都抱有十足的信心。我希望这一愿望不会落空。但如果问一下哈佛医学院和哈佛大学陈曾熙公共卫生学院，他们会告诉你，单靠疫苗应对卫生事件的作用其实有限。
第三个原因是，股市过于集中地反映了大企业的影响，而未能充分暴露出小企业的问题。小企业未被纳入主要股指，小业主更是不包括在内，但它们都是经济的主力军，并且在卫生事件中受创严重。事实上，许多大企业的垄断势力反而在卫生事件中得以增强，这是因为，面对卫生事件带来的强烈冲击，因为缺少经济实力，许多小企业以及一些大企业的潜在竞争对手只得走上破产之路。
最后，卫生事件对低收入群体造成的打击远比高收入群体严重。尽管卫生事件导致大量人口失业，还有许多人从全职转为兼职，但总体需求受到的冲击并没有预想的那么严重。有一个现象耐人寻味，统计数据表明，税收并没有像预料的那样大幅下滑，造成这一现象的部分原因就在于，经济滑坡的影响更多地体现在了低收入人群及企业身上，高收入群体受到的影响相对有限。
因此，税收下降的程度并不像最初预想的那么大。股市的火爆不是没有意义，当然有意义，只是没有反映经济的全貌。话虽如此，在我看来，股市的乐观情绪也稍显过头。卫生事件导致本就存在的不平等现象进一步加剧，这必然会在政治领域引发强烈反弹。2008年金融危机过后就曾出现过类似状况。而这次卫生事件更加严重，它在政治领域产生的冲击波也会更强。我们将看到一些深刻且持久的政治变化，有些变化对股市而言可能并非利好，例如提高公司税率。
《哈佛公报》：虽然失业率还在下降，但10月2日发布的非农就业报告显示，下降速度已在放缓，这是什么原因?
罗格夫：原因是很多人退出了劳动力大军。就业报告显示，9月份失业率从8月份的8.4%降至7.9%，主要原因是不少人退出了劳动力大军。对比前几个月的数据，你会发现就业总人口在大幅下滑。眼下的就业形势比我在3、4月份预想的更加乐观，但距离真正的复苏还差很远。你也许会说，复苏之路已走完一半，但目前几乎所有人都一致认为，复苏进程将会减慢，即使国会一分不少地通过民主党发起的2.2万亿美元经济救助法案，也依然难阻经济复苏的放缓势头，更何况法案能否通过还是未知数，我们至少要等到明年1月才会有答案。不管怎样，复苏减缓似乎是板上钉钉，至于未来如何，则面临着大量不确定因素。
《哈佛公报》：因裁员和企业倒闭失去的岗位何时才能恢复?
罗格夫：按照乐观的预期，失业率也要到明年年底才会降至5%的水平。失业率看上去似乎在下降，但这只是一种错觉，是因为许多人退出了劳动力市场。有些人因为害怕复工或是想重新规划人生而暂时放弃寻找工作，还有人出于照顾子女的需要而留在家中。他们中许多人迟早要重返劳动力市场，届时市场也要为他们提供工作机会。坦白说，如果到明年年底失业率真的降到5%，劳动力参与率也能大体恢复至疫前水平，那绝对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
《哈佛公报》：假如国会能就新一轮救助方案达成一致，需要多少资金才够?哪些地方最需要援助?
罗格夫：地方政府需要帮助，这一点显而易见。地方政府不允许借款，如果可以，它们现在可能已经借到钱了，但问题是地方政府不允许借款。由于财政收入下降，一些大城市已是麻烦缠身。虽然下降程度没有预期严重，但依然大幅缩水，因此急需救助。失业保险救济金的发放时间显然还需延长，不过金额应逐渐减少，以鼓励人们外出工作。此外，对检测和公共卫生的投入无疑也应加大。从总金额的数量级来说，国会目前讨论的这套救助方案是适当的，尽管若干细节可能存在争议。这些都是救灾资金，不是为了刺激经济。如果大选过后能避免政策出现瘫痪，还是希望有足够多的救灾资金来帮助我们再支应一段时期。
《哈佛公报》：卫生事件爆发之初，许多经济学家都认为，在卫生事件真正得到控制前，经济形势不会好转。目前来看，美国经济恢复的如何?
罗格夫：这要看对“卫生事件得到控制”的定义究竟是什么?我们可能要学会与卫生事件长期共存。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卫生事件会一直存在，这种可能性很大。我们可以努力降低人们的感染几率、不断改进治疗方法，但所有预测都表明，无论是哪种方案，都需要很长时间。所以我认为，经济复苏将会非常迟缓，今年冬天会非常艰难，对于许多需要直面消费者的企业来说，这无疑会是一段难熬的日子。
长期看，市场似乎认为通胀将彻底消失，利率也会不再上升。或许如此。但这场危机不是2008年的翻版，而是完全不同，不仅波及到需求面，更是对经济的整体架构造成冲击。人们可能会想，政府会继续大力提振需求，消费信心也得以增强，但一些重要的经济行业呢?这些领域依然脆弱。即使需求在逐步恢复，但供应却难以跟上。
此外，全球化压力，加之与中国经济“脱钩”的风险，将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期对物价和利率造成巨大的上行压力。这些未必会在明年发生，但如果再看几年，我只能说，有太多事充满了未知数。（编辑：mz）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