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源自微信公众号“赵伟宏观探索”。
报告要点
汽车行业产值大、产业链长、消费占比高，对经济拉动广泛、是重要支柱产业
汽车行业产值大、消费占比高，产出拉动能力仅次于房地产和基建投资，是拉动经济的“第三支柱”。2017年，汽车制造业增加值、总产值占制造业的比重，分别为7.0%和7.2%，在制造业中排名居前;汽车消费占居民非食品类商品消费的比重达19.3%，是占比最高的支出项。在对各行业的产出拉动能力方面，仅次于房屋建筑(房地产投资)和土木工程建筑(基建投资)，是重要的国民经济支柱产业。
汽车的上游产业链，深入各主要生产和服务领域;主要拉动中上游制造业，对下游制造业、服务业也有拉动。汽车制造业中间投入品，主要包括钢铁有色、通用设备等中上游制造品，并对化工品、电子设备等形成间接拉动。其中，有色金属开采和冶炼压延，对汽车制造业的产出弹性最大，弹性系数约为0.25。此外，汽车生产和消费过程中，批发零售等配套服务，石油制品等互补产品，也显著受益。
汽车消费是逆周期调节的重要抓手，在政策影响下呈现出明显的结构性特征
汽车消费经济拉动能力强、是逆周期调节的重要抓手;在政策影响下，弱领先于经济变化。2009和2015年，中央先后出台了购置税减半、“汽车下乡”、“以旧换新”等政策，通过大规模财政补贴刺激汽车消费，汽车销量分别创下45.5%和13.9%的阶段性增速高点。汽车消费还受宏观政策溢出效应影响，呈现出和房地产、货币等相似的周期波动。在政策影响下，汽车消费弱领先于宏观经济走势。
前几轮政策推动下的汽车消费改善，结构特征明显;小排量、中低档乘用车，受益最为显著。2009和2015年，购置税减半政策重点支持小排量乘用车，“汽车下乡”政策重点支持适用农村的交叉性乘用车。相关车型销售均受到明显提振，2009年，小排量乘用车、交叉型乘用车出现了连续7个月90%以上的销售增速。
年初以来维稳政策的溢出效应，拉动高端消费增长;中低端车型改善仍需关注
2020年初以来的稳增长政策，主要拉动高端汽车消费大幅增长，呈现出和以往不同的结构性特征。往年在政策支持下，中低端汽车消费通常更为受益;而年初以来，稳增长政策的溢出效应，抬升了高收入群体对房地产、汽车、奢侈品等高价值商品的消费倾向，拉动高端汽车消费快速增长。8月高档和豪华SUV销量同比增长67.7%、大幅高于中低档7.5%的增速;中高档轿车的销售也增长明显。
短期内，政策溢出效应对汽车消费或仍有支撑;中期来看，伴随居民就业和收入改善，中低端汽车消费也值得关注。未来一段时间，广义财政支出加快落地、信用环境持续修复，稳增长政策对汽车消费或仍有支撑。中期来看，伴随经济的持续回升、居民就业和收入水平的滞后改善，中低端车型的消费或值得进一步关注。
风险提示：宏观经济或监管政策出现超预期变化。
报告正文
汽车产业举足轻重，是拉动经济的“第三支柱”
汽车行业产值大、消费占比高，在国民经济中举足轻重
汽车制造业体量较大，增加值和总产出均占制造业7%左右，是重要的国民经济支柱产业。1980年代末，汽车制造业的增加值、总产值占制造业比重约为2%，到2017年，二者分别占到制造业的7.0%和7.2%，在制造业行业中排名居前。2008年以来，汽车制造业营收占制造业比重快速上升，2019年达8.7%，居制造业第2位;汽车制造业投资占比也保持在6%以上，高于多数制造业。
汽车类消费是居民重要的消费支出项，占居民非食品类商品消费近20%，主要反映居民消费需求。伴随收入和生活水平的提高，汽车占居民非食品类商品消费的比重快速抬升，从1990年代末的不足1%，提高到2017年的19.3%，成为占比最高的支出项。在2019年限额以上企业商品零售总额中，汽车类消费占比也高达28.4%。汽车销量中的80%，是以居民消费为主的乘用车，主要反映了居民的消费需求。
汽车产业体量大、链条长，对经济的拉动能力仅次于房地产和基建投资，是拉动经济的“第三支柱”。汽车构成包括4个基本部分、15个机构和系统，包含上万个基本构件;这使得汽车制造业的上游产业链不仅纵向延伸较长，而且横向牵涉产业众多。从投入产出关系来看，汽车整车制造拉动产值超过180亿元的行业有72个，仅次于房地产投资(房屋建筑)和基建投资(土木工程建筑)，是总量经济拉动能力最强的行业之一[1]。[1]每个行业在生产过程中，会直接或间接地消耗其他行业的产成品，从而对其他行业形成产出拉动。根据2017年149行业投入产出表，平均每个行业对另一个行业的产出拉动约为180亿元。以此为阈值来考察各行业的产出拉动能力，房屋建筑业(对应房地产投资)对多达108个行业的产出拉动超过180亿元，是经济拉动能力最强的行业;土木工程建筑业(对应基建投资)、汽车整车制造业，分别对82和72个行业的产出拉动超过180亿元，经济拉动能力仅次于房地产投资。将阈值换成其他合理数值，不改变这一排序。
中上游工业制品及生产性服务，均受汽车产业显著拉动
汽车的上游产业链，深入各主要生产和服务领域;主要拉动中上游制造业，对下游制造业、服务业也有影响。在工业体系中，汽车制造业处于偏下游位置，产业链向上延伸较长，涉及下游消费品制造业(家具、皮革制品等)、中游设备制造业(电子元件、通用设备等)、上游基础工业品制造业和采矿业(金属冶炼和压延、金属矿采选等)。其中对中下游制造业产品以直接需求为主，对采矿、电力偏上游行业更多为间接拉动。此外，对批发零售、货币金融等服务业也会形成需求支持。
汽车制造业的中间投入，主要包括钢铁有色、通用设备等中上游制造品;有色金属、橡胶塑料等行业，对汽车制造业的产出弹性最大。汽车制造业中间投入占比较高、为77.7%，比总体高14.2个百分点。其中，有色金属是中间投入占比最高的非汽车类商品，占比达到11.0%[2];此外，通用设备、黑色金属、橡胶塑料等也是重要的中间投入品。除了这些直接投入的商品，汽车制造还对化工品、电子设备等形成间接拉动。从产出弹性来看，有色金属是弹性最大的行业，有色金属的开采和冶炼压延，对汽车制造业的产出弹性均在0.25左右。
[2]此处及下文的中间投入占比，均指的是占非汽车类中间投入的比重。
汽车生产和消费过程中，批发零售等配套服务，石油制品等互补产品，也显著受益。批发零售服务占汽车制造业中间投入(非汽车类)比重达16.1%，是占比最高的中间投入项。主因汽车生产涉及产业链较多，对采购渠道的依赖度较高;汽车的销售，也主要依赖于专营汽车零售店来实现。此外，汽车消费过程中，成品油、维修养护等互补产品或服务，也受益显著。比如在规模以上企业商品零售总额中，石油制品占比连年保持在10%以上，是占比最高的消费项之一。
[3]图15中的数据为占非汽车类中间投入的比重。
汽车消费受政策影响，呈现明显的结构性特征
汽车消费是稳增长重要抓手，政策影响下弱领先于经济
汽车生产和消费具有较强的经济拉动能力，是政策逆周期调节的重要抓手，呈现出一定的经济领先性。汽车消费受到居民收入和消费的影响，但实际数据表现来看，它们的相关性并不显著;汽车消费和宏观经济总体走势的相关性更高。由于汽车的经济拉动能力较强、可作为逆周期调节的重要抓手，2009-2010年、2015-2016年，均出台了汽车消费刺激政策。受政策的影响，汽车消费弱领先于经济变化，汽车制造业的库存也同步略领先于工业总库存变化。
除了直接的消费刺激政策，汽车消费还受宏观总量政策溢出效应的影响，呈现出和房地产、货币等较为相似的周期波动特征。货币环境、房地产市场、汽车消费等，都受总量宏观政策的影响，比如汽车销售比房地产销售的周期波动，基本同步或略滞后1-2个季度。商品房和汽车均属于高价值商品，居民对房产和汽车的购买行为较为一致;而流动性环境对高价值商品消费的影响显著，这使得汽车消费和货币周期也具有较强一致性。
传统的汽车消费政策，对中低端的结构性提振最为显著
我国的汽车消费政策，集中体现在2009-2010年和2015-2016年，均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汽车消费大幅下滑背景下出台。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下，经济快速下行，汽车销量也大幅回落，乘用车销量增速从3月的高点23.6%，降至11月的-10.3%。2015年我国经济承压，GDP和工业增加值增速均落入7%以下，汽车消费再次出现负增长，2015年中乘用车销量增速降至-6.6%。在经济下行、车市低迷的背景下，2009年和2015年，我国推出了汽车消费刺激政策。
2009和2015年的汽车政策，主要为购置税减半、“汽车下乡”、“以旧换新”等全国性的需求刺激举措，通过大规模财政补贴来提振汽车消费。2009年初，《汽车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出台，具体包括：1.6L及以下小排量乘用车减按5%征收车辆购置税、安排50亿元中央财政资金支持汽车下乡、安排10亿元中央财政补贴(后追加至50亿元)鼓励汽车报废更新等。2015年，为提振汽车消费，国务院决定对1.6L以下排量乘用车减按5%征收车辆购置税，并加快淘汰营运黄标车等。
2009和2015年的汽车政策，对汽车消费和生产形成了明显的结构性提振;小排量、中低档乘用车，受益最为显著。2009年在政策刺激下，乘用车销量快速提升，从2008年底的-8.0%，修复到2009年底的88.7%。“汽车下乡”和购置税减半政策中，交叉型、排量1.6L以下的乘用车受益最为显著，销量一度增长100%以上。配合其他扩大内需、提振经济的举措，总量消费在2009-2010年也出现一定提振。2015-2016年的汽车消费政策对车市也影响显著，主要为1.6升及以下的小排量乘用车受益明显。
政策的“溢出效应”，对高端汽车消费形成支撑
年初以来稳增长政策，带动高端汽车消费出现快速改善
2018年下半年以来，经济下行压力加大、汽车消费低迷;2020年初公共卫生事件冲击下，乘用车销量一度同比下滑近80%。2018年受国内信用收缩、海外贸易摩擦等影响，经济下行压力凸显;汽车销量增速也持续下行、转为负增长。2020年初以来，公共卫生事件的冲击下，生产和内外需求均出现大幅下降;汽车消费也回落明显，单月销量同比降幅一度接近80%。
2018年3季度至2019年，促消费政策大多从改善消费环境等供给侧着手，对汽车消费的直接提振较为有限。2018年9月起，中央连续出台文件，提振居民消费。继续实施新能源汽车的购置税优惠和补贴政策，改善二手车交易，放宽汽车限购，鼓励地方政府提供购车补贴。这些政策以改善消费环境为主，对汽车消费的直接提振较为有限，2019年汽车销量延续负增长。
2020年为应对公共卫生事件冲击，我国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政策溢出效应对汽车消费拉动显著。稳增长政策的溢出效应，推升高收入群体对房地产、汽车、奢侈品等高价值商品的消费倾向。比如政策影响下的资本市场回暖、带来高收入群体财富增长，有助于拉动高端消费。同时，各地汽车政策也明显加码，山西、广东、四川等多个省份，出台了购车补贴政策;杭州等城市，适当放宽限购政策，对汽车消费形成一定支持。
[4]图38数据来源：Belot et al.，Unequal consequences of COVID-19 across age and income: Representative evidence from six countries，VoxEU，2020。图中测算是基于中美日等6个国家的调查数据，调查时间为2020年4月第三周。调查样本按收入分成5组，其中最低收入为Income Q1、是基准对照组，最高收入组为Income Q5。横轴为各收入群体支出相对于基准对照组支出的降幅。数据显示，公共卫生事件冲击下，我国高收入群体相对于对照组的支出降幅为负值，即表明高收入群体的支出反而是相对更好的，并且收入越高的群体，支出表现越好。
高端消费爆发带动产业景气，中低端消费修复仍需关注
2020年初以来的稳增长政策，主要拉动高端汽车消费大幅增长，呈现出和以往不同的结构性特征。往年在政策支持下，中低端、小排量汽车消费通常更为受益。而年初以来，在政策溢出效应主导下，高端汽车消费快速增长。比如8月高档和豪华SUV销量同比增长67.7%，大幅高于中低档7.5%的增速[5];中高档轿车的销售也增长明显。在各档车型价格总体平稳的背景下，市场销售均价却持续抬升，侧面印证了汽车消费向高端倾斜。
[5]此处把C级、D级归为高档车和豪华车，AO级、A级、B级归为中低档车。
在需求拉动下，汽车产业链呈现较高景气，汽车产销回暖、开工率保持相对高位，行业生产和营收也都快速回升。伴随汽车销售的持续回暖，5月以来，乘用车产销量都从深度负增长转为正增长，全产业链呈现较高景气。比如汽车起重机销量，6-7月份同比增长60%以上;汽车轮胎开工率持续上行、高于往年同期水平，并拉动橡胶价格快速上涨超过10%。产销两旺下，汽车制造业增加值和营业收入都快速回升，7月增速均为21.6%，大幅高于工业总体表现。
短期内，政策溢出效应对汽车消费或仍有支撑;中期来看，伴随居民就业和收入改善，中低端汽车消费也值得关注。未来一段时间，伴随广义财政加快落地、信用环境持续修复，宏观政策的溢出效应，对汽车消费(尤其是高端车型的消费)或仍有一定支撑。中期来看，伴随经济的持续回升、居民就业和收入水平的滞后改善，中低端车型的消费或值得进一步关注。
研究结论
(1)汽车行业产值大、消费占比高，增加值和总产值占制造业比重在7%左右，占居民非食品类商品消费的比重近20%。在对各行业的产出拉动能力方面，仅次于房屋建筑(房地产投资)和土木工程建筑(基建投资)，是拉动经济的“第三支柱”。
(2)汽车制造业中间投入品，主要包括钢铁有色、通用设备等中上游制造品，并对化工品、电子设备等形成间接拉动。其中，有色金属开采和冶炼压延，对汽车制造业的产出弹性最大。批发零售等配套服务、石油制品等互补产品，也显著受益。
(3)汽车消费经济拉动能力强、是逆周期调节的重要抓手;2009和2015年，中央先后出台了购置税减半、“汽车下乡”、“以旧换新”等政策，通过大规模财政补贴刺激汽车消费。政策影响下，汽车消费呈现出和房地产、货币等相似的周期波动。
(4)前几轮政策推动下的汽车消费改善，结构特征突出;小排量、中低档乘用车受益最为显著。2009和2015年购置税减半政策，重点支持1.6升及以下小排量乘用车;相关车型消费受到明显提振，2009年连续7个月保持90%以上销售增速。
(5)2020年初以来的稳增长政策，主要拉动高端汽车消费大幅增长，呈现出和以往不同的结构性特征。稳增长政策的溢出效应，抬升了高收入群体对房地产、汽车、奢侈品等高价值商品的消费倾向，比如8月高档和豪华SUV销量增长达67.7%。
(6)未来一段时间，广义财政支出加快落地、信用环境持续修复，稳增长政策的溢出效应，对以高端汽车为代表的商品消费或仍有支撑。中期来看，伴随经济的持续回升、居民就业和收入水平的滞后改善，中低端车型的消费或值得进一步关注。
风险提示
宏观经济或监管政策出现超预期变化。
(编辑：宇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