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底层设计师”，作者：陈伊凡。
在在浩大而变幻莫测的产业浪潮中，很难定义一群人推动某个产业发展的作用，更不要说面对的是世界级巨头林立、高端芯片几乎全部依赖进口的中国半导体产业。当我们试图追溯中国集成电路产业30年发展轨迹时发现，发现在1985年曾经出现过一个不起眼的小小奇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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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曲线
从1994年扎根硅谷到2007年参与创立AMD中国研发中心，赵立东从未想过会与中国半导体产业捆绑得如此紧密。邃思DTU的横空出世，是中国半导体跃进的一个体现。
紫光的冲刺
赵伟国用一种令人“耳目一新”的方式探索中国集成电路发展之路：有条件就自己搞研发，没条件就从海外并购。而紫光集团并购的对象，无一例外是来自于芯片行业产业链最有实力的企业。
因手机而赢
但与虞仁荣观点不谋而合的还有老同学赵立新——格科微电子创始人，“半导体公司，手机赢了就都赢了，手机输了就都输了。”
下一个十年
用投资人吕煌的话说，三十年前，中国的半导体产业和国外的差距是“幼儿园和大学的差距”，现在已经是“初中和大学的差距”了。
作为市值近800亿上市公司产业生态体系的主要建构者之一，高峰看上去非常放松。
那是1月中旬一个晴朗的下午，我与这位投资人一起在上海的一处办公楼里。他毕业于清华大学无线电系85级(无线电系现为电子工程系，85级同学自称“EE85”。事先约的酒店大堂太吵，刚好附近有一个他所在基金投资的公司。
他身后是繁茂的发财树、半面墙专利牌以及各种荣誉证照。当时的中国半导体上市板块正持续上涨，即将集体创下历史性的新高。
即使在不久之前，在美国的科技封杀之下，一些中国的龙头科技公司曾一度处于灾难的边缘。中国的半导体行业并没有就像玻璃那样的脆弱。产业版图明显在重构，高峰的心情仍然快乐。
“半导体更是这样，迟早是中国的天下。”他认为中国的市场大，人才比较多，中国的技术产业也亟待提升。这是他离开全球最著名的半导体企业，回到中国的重要理由之一。
从特许半导体、台积电到华虹NEC，在高峰之前的职业经历覆盖了半导体生产的关键链条。兆易创新创始人朱一明，2017年干脆邀请高峰加入石溪资本，打造兆易创新的产业链生态，石溪资本正是兆易创新出资建立的基金。
就在高峰刚刚考进清华的1985年，摩尔定律已发布20年，在1平方厘米的硅片可以集成3500万个晶体管，半导体产业已发展到超大规模集成电路阶段。那时，英特尔推出全新一代微处理器80386，美国超微半导体公司(AMD)开始涉足CPU领域，硅谷风投鼎盛。
但此时在中国，半导体产业刚刚起步，清华大学微电子所成立仅5年，落后国外产业领先水平几十年。彼时，清华大学无线电系专业，迎来了赵伟国、虞仁荣、舒清明、赵立新、任志军、赵立东、冯晨晖、高峰、刘卫东、吕煌、郁群慧等一批新生。
如今35年过去了，上面这些名字以及他们的同学校友们，在过去几年撑起了中国半导体产业的半壁江山。
在浩大而变幻莫测的产业浪潮中，很难定义一群人推动某个产业发展的作用，更不要说面对的是世界级巨头林立、高端芯片几乎全部依赖进口的中国半导体产业。
当我们试图追溯中国集成电路产业30年发展轨迹时发现，在1985年曾经出现过一个不起眼的小小奇点。
不完全统计，在中国半导体产业过去十几年的突飞猛进中，至少半数公司的核心高管与团队成员都毕业自清华大学。这其中，来自EE85的，又是清华半导体人才主要培养院系至今，毕业生从事该行业人数最多的一届。
韦尔半导体(603501)、兆易创新(603986)、格科微电子、燧原科技、新恒汇等一批半导体各链条上的企业从他们手中诞生。
这一群人所参与创立的半导体公司有的已上市，总市值超过3700亿人民币，占据中国半导体上市公司总市值20%以上。
在中国A股半导体上市公司总市值前20名中，他们就占据了5席，领域覆盖半导体产业链中的IC设计、制造、封装、终端设备等。
总的来说，1985年是个微妙的年份，对于当初选择半导体方向的一部分同学，在当时似乎也是一个赌注，要知道在他们1990年毕业的时候，几乎所有半导体方向毕业的人，都无法在国内找到专业对口的工作。
在此后的35年时间中，这一代人几乎经历了中国半导体产业发展的每个重要阶段，他们在过去30多年的发展中所经历的故事，是中国半导体发展鲜活的浓缩史。
在距离“奇点1985”35年之后，尽管中国的市场规模已位居世界第一，但仍没有改变高端芯片几乎全部依赖进口的现实。在中国芯片急需要突破之际，回味这段历史寻找他们奋斗的足迹，有着特殊的意义。
典型曲线
1990年，对于高峰和选择其中半导体方向的同学们而言，机会显然在国外：他们所学习的专业是全球产业的热门。
彼时，日本半导体如日中天，全球半数半导体产品已经由日本企业制造，为了保持主导权，美国开始扶持韩国企业与之对抗，半导体产业全球博弈正酣，全球互联网时代刚刚开启。
赵立东就趁着邓小平南巡讲话第二年的政策东风，去到美国留学。如今，他已经回国并走到了全球半导体产业的尖峰。
赵立东创办的燧原科技成立不到两年，就推出了AI训练芯片“邃思DTU”。这款产品是继谷歌和英伟达之后，中国首枚自主研发的人工智能高端训练芯片。
坐在记者对面的赵立东，头发梳得一丝不乱，Polo衫的领子熨得平整，说话会习惯性带着英文。用他的话说，刚去美国时，硅谷叫“Silicon Valley”，2000年之后，硅谷半导体的热潮褪去，互联网一片热火朝天，就改口成了“ Software Valley”。
从1994年扎根硅谷到2007年参与创立AMD中国研发中心，赵立东也想不到自己会与中国半导体产业捆绑得如此紧密。邃思DTU的横空出世，是中国半导体跃进的一个体现。
“我们毕业时，国内半导体行业跟国外水平相比差得太远。”即使是赵立东回国创立AMD中国研发中心的2007年，国内情况还是如此。但如赵立东所说，今天的产业繁荣是多个因素叠加造就的。
“好比你是个厨师，但是手里什么都没有，还是做不出一桌很好的宴席，一样的道理。”赵立东说多年知识的积累，人才的积累，为中国半导体产业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以在全球半导体发展史上地位独特AMD为例，其在收购ATI后，成为世界上唯一兼具X86CPU和GPU技术的公司。AMD中国研发中心成立从之初不到200人，发展成为5年后的2000多人。在这个国际大厂，培养和成长了大量本土集成电路人才，他们参与设计，验证和量产了尖端的GPU和CPU芯片，在实践中学习了先进的工艺技术和管理流程。
“AMD现象”是中国半导体行业积累的一个缩影。
这里，有建制完整的团队，有先进的流程管理、有实战经验，做的都是高端的芯片。行业长期发展积累，衍生出来新的红利，燧原科技并非唯一受益的公司，整个中国半导体产业也在最近十年实现了快速发展。
其实，赵立东更为外界熟知的身份是前紫光集团副总裁。有意思的是，他选定和记者见面的地点是在清华东门外的紫光咖啡厅。
从这里往南是启迪科技大楼，向北正是紫光大厦，后者也在和清华大学千丝万缕的关联中，见证中国半导体产业从发展到跃进的轨迹。
紫光的冲刺
2014年9月24日，半导体产业发生两件大事。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正式设立;世界芯片巨头英特尔也在这天宣布，向紫光旗下的展讯通信和锐迪科微电子的控股公司投资约15亿美元。
彼时，董事长赵伟国已为紫光集团确定了世界级芯片巨头的目标，并购是他眼中达成这一目标的重要路径之一。2015年在北京亦庄的一场研讨会上，赵伟国的演讲冲击了很多人。他说：“资本投我们，我们拿钱去做产业，资本再到资本市场去套利”。
赵伟国用一种令人“耳目一新”的方式探索中国集成电路发展之路：有条件就自己搞研发，没条件就从海外并购。而紫光集团并购的对象，无一例外是来自于芯片行业产业链最有实力的企业。
成功并购后的整合也是问题。此前，英特尔注资的控股公司，其背后的通信基带芯片企业展讯和锐迪科，一直以来都是竞争对手。锐迪科担心被展讯“吃掉”，一时人心动荡。而负责重建锐迪科管理层与核心技术团队的任务，落在了赵伟国的老乡，同时也是大学同学的任志军身上。
生于新疆库尔勒的任志军，清瘦、高挑，颇有学者气质，同学们都亲切地喊他“阿任”。就是在那时，任志军接到了郁郁不得志的赵立东从大洋彼岸打来的电话。原本计划将AMD一条产品线移到北京的赵立东，却遭到美国同事的掣肘。
“你赶紧回来，机会有的是。”阿任把老同学赵立东“喊”了回来。2014年12月，和赵伟国见面后，赵立东正式到紫光上班，3个月后被任命为锐迪科总经理。赵立东前后花了两个多月时间，重新梳理了锐迪科的产品，在对锐迪科管理层进行重建后，锐迪科基本走出低谷。2017年3月，赵立东升任紫光集团副总裁。
然而，在如竞争激烈的产业链条中，获得成功并非易事。半导体行业高度细分，全球化分工也非常细致，本来这是一个最好的产业链链条，但随着近期美国不断对中国的高科技行业施加封锁线，使得这个行业有脱钩的风险。
“刚毕业时，技术都在海外，那时做高端芯片是空谈。但这么多年，政府、产业界的投资，跨国公司或本国企业都在培养人才，加上国际形势对自主可控的倒逼，这是最好的时间点。”赵立东眼中的半导体发展黄金时期，在中国才刚刚开始。
同样，任志军眼中的中国集成电路产业发展，“大基金来点了一把火，赵伟国来了又点了一把火，有几株火烧得特别旺，终于有了燎原之势。”如今最新的扶持半导体大基金，也正在进二期的投资中。
如今，紫光完成了“从芯到云”的高科技产业链布局。芯片部分以长江存储、紫光展锐、紫光国微为主力，网络部分以新华三及紫光股份为核心。
紫光在芯片领域的发力以及中国物联网产业的崛起，让诸多人看到了创业的机会。赵立东就乘势加入了AI芯片创业潮，“高端训练芯片是一个垄断市场，正是中国所需要的。”
因手机而赢
赵立东决定创业时，任志军也决定从头开始做一家公司。而他创业的最大一笔投资来自同学老虞——韦尔半导体创始人虞仁荣。
同学们眼中的老虞是一个“极聪明的人”。前天打了通宵麻将，转天去参加全校大一数学竞赛还能拿一等奖。虞仁荣也属于同学眼中比较有钱的人，其实是他会把海淀的卷子拿到保定去兜售“挣小钱”。如今成为韦尔半导体掌舵人的虞仁荣，大部分时间都在拜访客户，因为“客户是商业逻辑中最重要的一环。”
2017年国内半导体公司密集上市，坐落在上海张江的韦尔半导体便是其中之一，如今那里汇聚了长三角最重要的一批创新力量。
采访那天，虞仁荣有别的安排，因此采访任务交给了同在韦尔多年的同学韩杰。采访结束后，韩杰带着记者去办公室拜访虞仁荣。从他的办公室往外望去，川杨河和西沟港交汇，沿着张衡路走1.4公里是创新河。
这位登上2020年福布斯全球亿万富豪排行榜的上市公司创始人，看起来平易近人，穿着黑色的羽绒马甲和格子衬衫，带着无框眼镜，笑起来眼睛眯成一条线。他说话语速不快，却让人猜不到他下一句会说什么，他强调客户和市场的重要性，他说半导体产业不断变化，永远在变，这是这个行业最有趣的一点。
2018年8月，韦尔豪掷130亿元并购CIS领域全球前三的企业北京豪威，与世界级一线品牌厂商搭上了线。在终端设备中，CIS相当于半导体里的“眼睛”，摄像头、虹膜识别、人脸识别都有应用。其在下游应用领域中手机市场占比最大，在安防和汽车领域的图像传感器市场市占率第一。
并购豪威，韦尔拓宽了在安防和汽车领域的市场范围，豪威的产品被带到韦尔的客户中，韦尔也通过豪威与世界级一线品牌厂商搭上了线。
但相比紫光并购的发展路径，分销起家的虞仁荣，此前更多走的是市场倒推产品的道路：市场需要什么，反过来设计产品。2003年后，中国手机市场展开了一轮飞速发展，虞仁荣看到了这汹涌而来的趋势。2004年公司成立之前，虞仁荣并没有打算先做产品，而是通过签代理线切入手机市场。
彼时，德信无线和中兴通讯的一批人出来做IDH(Independent Design House)。IDH是上游IC原厂与下游整机企业之间的桥梁。IDH比IC设计厂商更加靠近市场。正是由于这个原因，韩杰回忆，当年成立的那批IDH方案设计公司，龙旗、闻泰，对韦尔成立的影响很大。
虞仁荣打算做手机时，决定放弃之前的所有生意，当时韦尔的上海公司还有一大部分电动自行车的市场，砍掉的时候大家都不太理解，那时，手机都是国外品牌，大家看不到国内品牌的成长希望。
但与虞仁荣观点不谋而合的还有老同学赵立新——格科微电子创始人，“半导体公司，手机赢了就都赢了，手机输了就都输了。”
2003年，赵立新从美国回国创立格科。而此前一年，宁波波导年销量达678.55万台，跻身手机市场2002年销量前三甲，市场份额达10.4%。
回国之前的赵立新，曾在新加坡的特许半导体做了三年制造，又到美国ESS公司做了一年CIS设计，随后进入UT斯达康，丰富了制造和设计经验。在2003年赵立新回国创立格科之前，宁波波导2002年的销量已达678.55万台，跻身手机市场2002年销量前三甲，市场份额达10.4%。
但在彼时的中国的手机产业链中，摄像头还是无人问津的领域。尽管市场空间很大，中国却没有能做设计的公司。赵立新便选择从从摄像头传感器做起。
在2005年加入格科的老同学魏军回忆，2005年7月第一款产品问世后，赵立新去拜访中星微电子。那一年，中星微电子是第一家在纳斯达克上市、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中国芯片设计企业，势头正猛。
中星微电子的人说：“老赵你要是能够按照这个要求做出产品，并做到这个价格，达到我们的要求，就可以给中星微做ODM。”这个产品是安装在电脑摄像头上的传感器。为了抓住中星微这个客户，赵立新接下单子。
2006年和2007年两年，许多同行纷纷进军PC领域。而台湾、韩国、美国的公司都在传感器行业与他们竞争，眼看2007年就要亏损，赵立新做了一个关键决定：进军手机市场。
2006年，中国手机销售量为1.0919亿部。2007年底，格科做出第一个按照手机规格设计出来的摄像头传感器，2008年公司快速扩张，营业额从几百万美元做到2000多万美元。乘着手机发展的东风，到2010年，格科的营业额超过1亿美金，2014年营业额达到阶段性的顶峰。
同样因手机市场而改变命运的，还有卓胜微电子的联合创始人冯晨晖。如今卓胜微也已是A股市场上射频前端芯片领域的头部企业。
2009年，卓胜微第一款产品数字音频芯片问世。那时普遍应用的是调频FM广播，冯晨晖和团队看中了数字音频广播的DAB标准。辛苦做了两年，东西却卖不出去。2010年，天使轮融的钱差不多快花完了，已有的产品没有市场和客户，新的产品还没出来。
冯晨晖用压抑、迷茫但坚持不懈，来形容那时的工作状态。还是和老同学交流受到了启发。
虞仁荣说：“一定要看主要的客户在做什么，看主要的芯片厂商的规划是什么，如何与之配合，而不是闭门造车想出一个跟别人不一样的东西。”
2014年，卓胜微调转船头，将射频前端芯片作为公司的主攻方向。“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三星一直是我们最大的客户，如今包括华为、OPPO、vivo、小米也是我们的客户。”在冯晨晖看来，这些年不断发展壮大的国内手机厂商，正是他们这类芯片公司得以继续发展的土壤。科创板和大基金，更多意义上是锦上添花。
一下个十年
当中国芯片产业遍地开花，时间回到35年前，高峰他们面对的却是截然不同的场景，用投资人吕煌的话说，三十年前，中国的半导体产业和国外的差距是“幼儿园和大学的差距”，现在已经是“初中和大学的差距”了。
刘卫东还记得，在校期间给老师们“打零工”的日子，大家用坐标纸刻红膜来设计芯片，而国外已经在用计算机设计芯片。
到中科院微电子所读硕士的高峰，记忆中当年“国内最先进的生产线只能做到4寸和5寸，清洗设备清洗硅片时都是手动拉出来，按照指令人工清洗，而国际上已经有很多8寸的自动化生产线了。”后来新加坡特许半导体和台积电的工作经历，让高峰更进一步认识到了国内半导体产业的巨大差距。
早年的这群人，有点像一位孤独的水手，划着小舢舨，走向一个旋转的风暴。
在清华微电子所，这个在当时已代表国内半导体行业领先水平的实验室里，常能看见这样的场景，一群研究人员趴在大桌子上，凑近图纸上检查错误，用肉眼验证设计版图。
即使到了90年代，改革开放后大量外资进入中国，中国半导体开始有发展势头，但仍然进步缓慢，“市场换技术”的思路，很难给半导体的发展带来实质性的助益。
高峰记得他研究生期间去韩国南亚半导体株式会社学习交流的场景，学习使用当时国际先进的大规模集成电路用的设计软件——美国Compass来设计芯片。彼时，这个与中国一海之隔的国家，在美国和日本的基础上实现了DRAM领域的赶超，并在1995年先于日美开发了256M的DRAM。
作为半导体专业为数不多的女生之一，郁群慧毕业后留在了老师的公司——三年前被创业板上市公司飞天诚信收购的宏思电子，专注自主研发信息安全应用集成电路的芯片设计公司。
最初没有资金搞研发，为了生存，他们从反向设计做起，接客户委托设计的任务，把市场上已有的产品拆解分析，把功能都弄明白，然后自己做成产品，再拿给客户做生产，相当于做设计服务。
“这个(反向设计)也是积累，如果没有这个过程，我们后面也很难具备正向设计的能力。”郁群慧说。反向设计的路径是90年代许多中国芯片公司走的路，很像美国当年学习英国工业革命成果一样，“学习、吸收、再创新”。郁群慧说。
市场变化莫测。当卓胜微们逐步脱困之时，刘卫东的久好电子在2014年刚刚成立，主攻传感器信号调理芯片。但该类型的芯片见效周期长，能获得投资的机会少。第一笔投资还是来自室友吕煌。
刘卫东原来留着一撮胡子，说这样在人群中很显眼。后来把胡子剃了，同学们笑说，年轻了不少。
他在微信朋友圈的内容，几乎都是自己公司产品的介绍，即便是放假期间，也总能看到刘卫东在朋友圈发关于久好电子产品的信息。他还是清华校友总会半导体行业协会秘书长，同学们喊他“老刘”，热心地张罗各类与之相关的校友活动。
刘卫东对生动形象的表达也不擅长，采访之前，他甚至按照提纲将回答用电脑逐一打了出来。
和刘卫东一样，带有浓厚闽南口音的吕煌也说自己不擅长说故事。泉州安溪盛产铁观音，曾经到泉州拜访他时，他更习惯边泡茶边聊天。曾经那些投资，被他一笔带过，但却乐于分享他对于行业的判断。
当年毕业后回到老家泉州做实业，后涉足投资的吕煌发现，老同学们“搞芯片的更多”。加上就有的专业功底，如今回看吕煌的投资布局，芯片项目占据约70%。这其中，韦尔2007年成立时，吕煌投资了410万元，同时他还是兆易创新的早期投资人之一。
当初刘卫东就问吕煌，创业要是失败了怎么办。吕煌说失败不了，万一失败了，就当还当年请他喝酒的钱。原来在清华读本科时，有一年吕煌过年没回家，刘卫东从山西老家提早回校，揣着竹叶青和兔子腿。吕煌在学校南门接他，说以后毕业挣了钱，一定要再请刘卫东一次。
“所以要对自己的同学好点，尤其是同宿舍的。”多年后说起这段经历，刘卫东开玩笑说。
到目前为止，很多人已经穿越了风暴眼，但所有人还在路上。对这群人而言，今后两年是至关重要的考验。现在，数字化转型和人工智能带来的新的范式变迁，物联网、无人驾驶、工业4.0等，这一切新事物都包含着半导体技术的进步。
而清华大学EE85的同学，无疑成为这股潮流中不可忽视力量。许多人将原因归结为“时代使然”。在他们眼中，未来十年或者更长时间，“一生难得遇一次的”机遇已摆在面前。
接受采访的众人乐于分析形势，不同的经历，每个人在采访中对形势的分析各有侧重，但有一点是一致的，就像高峰记得大学班主任周育诚常对他们说的话：半导体很难，但将来一定有希望，大有发展前途。
公共卫生事件笼罩到当下，注册资本2041.5亿元的国家集成电路大基金开始进行二期投资。尽管企业们的信心受到影响，高峰并没有计划减慢投资速度。受到国内“新基建”的推动，他眼中的半导体，国产替代的需求正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5G基建、新能源汽车充电桩、大数据中心、工业互联……半导体都还将继续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
“包括魏少军、陈大同等这批人，他们算我们的老一辈，学长师兄，他们看到了、经历了，甚至亲身参与了，他们心里一直希望能看到他们支持的公司，能够实现当初的承诺，能够真正做出中国的大芯片。”采访即将结束之时，下午4点多的北京依然黑得早，望着远处五道口一些已经亮起星星灯火的办公楼，赵立东突然话锋一转：“这票人心里都有这么一个梦想，我能很深切的感到，你知道吗?”
（编辑：张金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