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见闻WEEX一起交易”，作者：WEEX 乘风。
贝莱德Rick Rieder，Russ Brownback和Trevor Slaven认为，2020年将有八种主要的市场影响力可能会主导投资环境，适当的投资组合将有助于获得投资回报。
贝莱德指出，通过一系列2020年的预测，行业押注，基准目标修订等，我们预感的现实是，资本市场今年很难重现2019年的辉煌。尽管基本面投资环境似乎趋于稳定，但全球央行鸽派的策略将会更加温和，贸易紧张局势显着减少，市场估值充裕，如果这些影响中的任何一种发生逆转，或者出现新的意外情况，则留下的上升空间较小，将会带来市场风险。
1)全球流动性对于确定投资机会至关重要
介于当今全球宏观分析，全球流动性是最主要但尚未被充分认识的影响。央行允许流动性在2018年和2019年初收缩，但在最近几个月中急剧放宽。2019年第四季度的流动性注入回撤了2018-19年度收缩的一半以上。此外，我们预测，今年全球流动性将再增加1万亿美元，为经济和金融市场提供重要支持。到2020年，存在流动性实际供过于求的风险，央行最终将进行干预，以减缓由流动性导致的风险反弹势头。
2)全球资产供求不平衡的状况将日益严重
由于市场缺乏有吸引力的现金投资选择，因此投资者可能会选择诸如债券和现金的稳定策略。全球流动性激增有意造成的挤出效应加剧了这些现象。央行购买资产，再加上只是在不增加新借贷的情况下运营现有债务的公司，意味着固定收益资产的新净供应量可能比去年减少约400至5,000亿美元。供应不仅在收缩，也仍然不足以适应2020年和下一个十年即将退休的全球人口转变所带来的需求–一群人将他们带入黄金时代，要求增加收益，而不是减少可用收入(见图)。
3)1.8%将成为引导金融和实体经济起伏的基准
同一些市场评论家对2020年的更戏剧性的预测不同，我们认为美国今年的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率都较为温和，约为1.8%。在技术，医疗保健和消费者服务的驱动下，当今以服务为导向的经济在很大程度上与传统的周期性影响关联性较小，而传统的周期性影响更是工业经济的标志。实际上，我们想知道传统的商业周期是否以完全相同的方式存在。人口因素将全球需求曲线向左移动，并推动均衡经济增长率降低。当市场不可避免地对任何方向采取更极端的看法时，我们准备淡化极端的价格走势。
4)通货膨胀可能是危机后最好的一年，但平均水平将不超过2.0%
尽管我们预计通货膨胀会在2020年上半年出现周期性反弹，但我们仍怀疑它是否会持续或类似于传统的“101型通货膨胀”或“需求驱动型通货膨胀”。美元疲软，归因于有利的基本面以及大宗商品价格周期性上涨的结果。因此，尽管在通货膨胀率上升的背景下，国债收益率可能会上升，但收益率的任何上升都将由对收益性资产的空前需求来满足，从而限制了影响。
5)2020年的财政政策是右尾风险(不是左尾)
发达市场(DM)经济体(美国以外)在许多季度中都没有获得财政刺激措施的推动力，但今年可能会有所改变。例如，在欧洲，欧洲中央银行(ECB)的新领导层以及对负利率政策/零利率政策(NIRP / ZIRP)的功效的质疑可能会导致不断发展的政策更加侧重于目标增长。瑞典央行最近提供了一个示例，说明欧元区政策在2020年可能会发生变化，当时它不再强调NIRP，而倾向于财政扩张。在美国，总统辩论的双方将提出针对家庭的刺激计划，而中国希望在其总体政策组合中增加对财政政策的依赖。
6)欧盟和日本的负收益率今年可能会变成负收益
2019年，负收益债券显着复苏，8月达到17万亿美元(此后下降了三分之一)，主要集中在欧洲和日本。这些资产在2020年产生正回报是非常艰难的。核心前端欧洲利率仍低于欧洲央行政策利率，后者不太可能进一步降低，收益率曲线将会同十年来一样平坦，欧洲10年期国债收益率远低于过去十年中所有其他“危机”时刻。稳定的增长和通货膨胀，2019年美联储(Fed)宽松政策的滞后，以及持续的全球流动性注入和新的财政举措的潜在推动作用相结合，可以催化发达国家市场的收益和长期溢价的上升，这可能对于负收益资本市场产生负面影响。
7)2020年美国国债收益率将相对于2019年收窄
去年，我们还看到了全球央行针对意外鸽派政策的历史性转折，导致利率市场大幅波动。相比之下，由于发达市场利率政策现已趋于牢固且稳定，再稳定的实体经济以及对收益资产的压倒性需求下，美国国债在2020年可能会出现区间波动，收益率曲线可能会更陡峭。我们预计十年期美国国债将在1.75%至2.25%的范围内波动，除非出现短暂的上涨，否则股市上涨，美元疲软和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将会引发对于通胀的担忧。因此，我们偏好曲线的前端，因为它很可能受美联储政策利率的影响，预计今年不会大幅波动。
8)投资全球股市和做多股市波动将是2020年的良好战术机遇
我们认为，战术投资机会很可能来自过去十年表现滞后的市场，即FTSE，恒生，日经和欧洲银行股指。众所周知的政治风险，与制造业的紧密联系以及永久性的低增长潜力给这些基准带来了压力，但政策重心，良性估值和诱人的股息收益率(尤其是相对于固定收益替代方案而言)可能会引发反弹。根据我们的估计，对收益的需求最终将胜过这些市场领域的结构性阻力。考虑到这一点，我们仍然相信美国股票市场提供了最佳的“基本”背景，其收益可能主要由创新领域的全球领导企业，高回报的研发支出者以及拥有坚实且可持续发展的公司推动盈利水平;即快速的现金流。在美国市场的细分市场中，预计今年还将进行数千亿美元的股票回购，还将获得更多的技术市场支持。（编辑：孟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