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源于36kr，原文出自《连线》杂志，由36氪旗下编译团队“神译局”编译。
编者按：Google(GOOG.US)曾经是最具创新性的公司，从搜索引擎到Gmail、地图、Chrome、Docs、Photo、翻译，到无人车、Project Loon等登月计划，Google总能用一项项创新吸引大家关注的眼光。但是最近3年，情况却发生了改变。从抗议禁穆令的罢工开始，Google员工不断地对公司的各项决定发起挑战，以及另外一部分员工对那些挑战的挑战，导致整个公司最近几年疲于应付层出不穷的地鼠，公司的增长希望似乎被员工一个个地扑灭了。这几年Google到底怎么了？或者从深层次来说，美国的科技巨头面临着什么样的风向？《连线》杂志用一篇长文为我们揭秘。原文作者是ASHA TIKU，标题为：Three Years of Misery Inside Google, the Happiest Company in Tech。此文由36kr进行编译，译者boxi。
（……接上文）
五、干掉Project Maven
到2月份，关于Maven的消息开始在原先知道消息的小圈子以外流传。Fong-Jones见状决定在自己的内部Google+网页上发布关于Maven的帖子，并分享了自己对Google可能在帮助美国政府发动无人机攻击的严重关切。不久之后，那群工程师发布了一份自己的内部声明，解释说他们被告知要开发“气隙”。这是一种受五角大楼青睐的安全措施，作用是将网络隔离以保护敏感数据。他们告诉自己的同事，自己为挫败该项目做出了哪些努力。
Fong-Jones希望完全通过内部渠道来向Google领导人施加压力，一开始这种做法似乎还有点用。愤怒的员工开始把那帮工程师叫做九人组，高管感受到要做出回应的压力。Greene在自己的Google+页面上试图向员工保证，合同只有900万美元，而且只是个“概念验证”。但是，48小时内，Fong-Jones说她接到了Intercept记者Lee Fang的电话，后者想请她评论一下自己的Google+帖子。这说明有人泄密了。她担心，如果消息说出去的话，管理层被逼到墙角。所以Fong-Jones亲自联系了Google的安全团队。她说，我们得抓住泄密者。
另一位密切关注Maven项目情况的员工是Google Cloud的项目经理Meredith Whittaker。除了为Google工作以外，Whittaker还帮助管理纽约大学的附属研究中心AI Now Institute，该研究中心主要从事人工智能伦理和社会影响的研究。2月28日，Whittaker为Google员工起草了一份请愿书，要求Pichai 取消合同。她写道：“Google不应该参与战争。”
在那周的TGIF上，高管们被员工反击打了个措手不及。一名员工站起来说，自己就是因为对防务工作的道德担忧而离开上一份工作的。Brin告诉她说，Google跟别人不一样，因为至少她可以在这里提出问题。Whittaker的请愿书当晚获得了大概500个签名，第二天又增加了1000个签名。在Google开放文化的助推下，这份请愿书成为了一场长达数月的内部辩论的试金石，并造成了Google的分裂。
Google热衷吵架的内部员工未能达成共识，因为这些人当中既有前国防部研究员，退伍军人，也有来自被美国无人机监视的国家的移民。甚至退伍军人也对该项目产生了分歧。但Maven反对者的组织方式是Google以前从未见过的。员工被分散到不同的小组。一些人去搜查Google的开放数据库，他们发现的电子邮件似乎跟Green关于五角大楼合同规模的声明相矛盾；他们还找到了用于计算机视觉技术的Python代码片段，从功能看似乎是在跟踪人员和车辆。一些人开始炮制反Maven迷因；有的则跟踪不愿为那份合同工作的员工。还有个活动组织专门进行事实核查，列出跟公司声明不一致的证据。这份清单后来越列越长。
Greene用打地鼠的方式予以的回应——锁定邮件列表，删除文档或要求员工修改自己的Google+帖子。对于公司失去了员工理所应当的信任，长期高管均感到吃惊，甚至觉得受到伤害。
3月份，Gizmodo 向公众曝光了Maven的故事。在Google内部，高管在敦促员工要有自己的判断；他们表示，Google的领导者正在制定一套人工智能原则来管理自身的业务实践和合同（如Maven）。员工应该等这些原则出台再来讨论。
换别的时候，做出这种要自我监管的姿态可能就已经足够了。而且很多员工都希望主题要换一下了。但是，反Maven的组织者石头很猛，而且得到了一个名为Tech Workers Coalition的外部劳工组织的支持。这帮人深受这一认识的激励：即认为他们可以有效地唤起媒体和公众的关注，对于看到终于有人来追究科技公司的责任所带来的激动感，这帮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渴望。
4月4日，一篇关于Whittaker请愿书的报道，彼时他们已经收集到了超过3100个签名。四天后的周一晚上10点，Whittaker收到了Greene的一封电子邮件，信中邀请她参加一场关于Maven项目的内部辩论（总共4人出席），并且内容会在周三向Google总部员工播放。
Whittaker开始了疯狂准备。她打电话给国防部的同事和朋友，记下了无人机造成的伤亡数据，并翻看了国防合同。在她离开纽约出席讨论的当天，Whittaker获悉，当天的辩论会搞3次，以方便不同时区的员工观看。
按说Whittaker应该是辩不过对方的。因为主持的是Greene，另外两位支持Maven的辩论参与者都是Google久经沙场的老将。不过他们阐述的很多都是许多高管在最近的TGIF上讲过的观点。这份合同是研究性质的。Maven仅使用Google的开源机器学习软件。让Google弄AI好过由国防承包商来弄。Maven是在帮助“我们的”军队。Whittaker则根据自己几周来一直在Google的社交网络上反复演练过的分析，提出围绕着人工智能的道德准则基本上还没有形成，也不应该在跟五角大楼建立商业关系的过程中就做这件事情。
第一场辩论过后，Whittaker在Google总部的停车场来回踱步，打电话给同事，问他们会如何反驳自己。等到最后一场辩论结束时，Whittaker仿佛已经被榨干了。她冒着在倾盆大雨跑到自己车上，到酒窖里拿些啤酒和花生，然后回到酒店房间。在Google内部，大家经常会通过Memegen 来揣摩这帮不羁的员工的情绪。在大会堂会议那天，大多数的迷因都是支持Whittaker的。
5月30日，媒体对Maven的一篇报道，里面把李飞飞发给其他高管的一封关于AI武器化的邮件也公布了。两天后，在云团队的周例会上， Greene宣布Google不打算续签Maven的合同了。据说她说这股强烈抗议的力量对公司来说实在是太可怕了。
六、“宽容”文化
2018年6月初，Pichai 终于公布了Google向员工承诺的AI原则。其中列出来Google不会去做的四类人工智能应用，包括武器，用于“违反国际公认规范的监视”目的的信息采集和利用技术，以及“目的有违广泛接受的国际法和人权原则”的技术。
2018年10月25日，一篇报道又揭开了Google的黑暗面：对异于常人的天才的容忍。据报道，2013年，一位为Google工作的女性指控Android联合创始人安迪·Rubin曾在酒店客房对她进行性骚扰。报道称Google开展调查后认为这一说法是可信的，但处理方式却是给Rubin 9000万美元，让他愉快地离开Google。
这个故事并不止于Rubin。另一位高管，Google搜索的前负责人Amit Singhal，在被女员工指控对自己身处咸猪手之后，公司仍给了他几百万美元的离职补贴。第三起的主角是Richard DeVaul，据称他在面试中告诉一位女性求职者自己是多重多元之恋者，并邀请对方到火人节跟他会面，然后就想帮对方按摩。Google拒绝授予那位求职者工作。而DeVaul 仍然呆在Google担任（从事雄心勃勃的研究项目的）X公司的主管。
《泰晤士报》的调查也注意到了整个Google都有一种“宽容文化”，包括Brin、Schmidt以及和首席法务官David Drummond在内的高层管理人员都跟女性员工有关系。一些女性声称自己后来被赶出了公司。
Google员工引爆了公司内部的社交网络，再一次关注起硅谷女性地位的难堪事实。但这次讨论不太容易会失控，也许是因为一些最重要的交流是发生在名为Expectant New Moms的匿名邮件列表上面。部分由于每位高管离职后事情都会被公布到这里，所以这个邮件列表的的4000名成员都知道了Rubin和Singhal的故事-。但补了9000万美元给Rubin让大家都没想到。领导人的不端行为已成为公开的秘密这一事实导致情况变得更糟。为什么他们要奉献这么多年的青春来让这帮男人赚疯了呢？
下午2：05，时任YouTube产品营销经理的Claire Stapleton向这个匿名群组发出了一条信息：“所有这一切实在是令人作呕。我们要干掉这种家长制。”
那一天，Alphabet本来已经准备好要跟大家分享一些喜忧参半的财报。该公司第三季度净利为91.9亿美元，这部分要归功于特朗普令大企业受益的减税措施，但其收入目标未能实现。现在，高管要在财报会之前仓促地对员工进行损害控制。《泰晤士报》的文章发布几个小时后，Pichai 发出了一封备忘录，向员工保证Google已经改变了做法。他写道，在过去的两年里，有48人因性骚扰而被辞退，其中13人是高级管理人员或更高级别的人，这些人均未得到离职补贴。但员工对此持怀疑态度。如果Google真这么卖力去营造安全的环境的话，为什么DeVaul还能留在公司呢？（Google发言人表示，人力资源部门“已经对这一指控进行彻底调查并采取了适当的纠正措施。”）
当天晚上，当有关Rubin、Singhal以及DeVaul的事情曝光时，彼时仍任 CEO的Page在TGIF上向员工表示道歉。他在一份事先准备好的声明中说：“我每天都必须做出很多影响大家的决定，其中的一些并不容易。就像大家知道那样，我想其中肯定有些是我事后回想应该换一种决定的。”Page的辩解其实是一种托词，但他的语气很严肃。而Brin那边还讲了一个关于保密的笨拙笑话，听起来就像是在指责那些泄密者，而且同样的问题一再被提起而高管的回答了无新意时，大家都已经感到厌倦了。像往常一样，议程很快回到了业务层面，开始演示起新的Google Photo功能。
对于Stapleton来说，这次会议太过令人失望。2007年时，她在Google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帮助组织TGIF，包括为Page和Brin撰写谈话要点。现在他们甚至连重大问题都回答不了。下午7点58分，Stapleton又向邮件列表发送了一条消息，建议女性把自己的怒火转化为集体行动，比如罢会、罢工或者发表公开信等。“ Google的女性员工（和盟友）现在已经怒火中烧，我在想我们怎么才能利用好这种情绪，迫使对方做出真正的改变。”
这帮女性一边剖析TGIF大会的表现，一边不断交换情况，当知道大家的情况差不多都是向HR举报骚扰结果加害者还是照样升职时，群里都炸开了。直到凌晨1点还有人在热议。
第二天早上，Stapleton创建了一个Google Group。“欢迎来到Google女性罢工的原爆点/没有女性的一天（命名/品牌tbd ）。”就像21个月前针对旅行禁令的罢工一样，消息很快传开了。然后出现了一个由八名组织者（其中包括Meredith Whittaker）组成的团队，他们开始筹划后勤，敲定需求，并对要传递的信息进行微调。Stapleton设立了一个Google表单，询问员工要罢工的原因。很快她们就收到了350份回复，纷纷谈到了自己被骚扰，歧视，报复和遭遇薪酬不公的故事。
从这些回复和其他内部帖子中，组织者一起提炼出了五条主要要求。他们希望取消强制仲裁的做法，这一过程强迫员工把自己的声索提交给Google买单的仲裁者而不是法庭仲裁。她们还要求薪酬平等以及保证处理性骚扰事件更加透明化的政策。在删除掉个人细节之后，她们把那些调查回复分类纳入到这5项要求里面，方便阅读。
计划曝光后，Google邀请Stapleton参加跟三位女性高管的会面：她们分别是公司CFO Ruth Porat ；YouTube CEO Wojcicki ; 人力负责人Eileen Naughton。这个邀请通过员工资源组织Women at Google负责人发出，他告诉Stapleton说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但其他罢工组织者不同意。组织者认为Google只是项延缓他们的势头。Stapleton推掉了这次邀请。她说：“拒绝这些女性精英的感觉有点怪异。”
在罢工开始前两天的周二晚上，Pichai又发布了一份备忘录：“有一件事我很清楚，那就是我们在TGIF上的道歉没有得到谅解，我们做得还不够。”他认可了这次抗议，并告诉员工他们会得到所需的支持。
计划是所有办事处的员工在2018年11月1日上午11点10分全部离开座位。当第一张照片从亚洲传来时，情况清楚地表明这次行动动员到的不仅仅只有山景城的左翼分子。在劳动法禁止工人进行游行的新加坡，员工们全都站到办公大厅里面，严肃认真地倾听演讲者发言。在纽约市，员工从Google第八大道的办公室涌入到附近的公园。Whittaker和Stapleton站到了椅子上召集人群。他们的喇叭筒敌不过西侧告诉公路的噪音，但是“时间到了！”的高呼依然响彻云霄。
等到山景城的集结到来时，4000名Google员工涌到了在主咖啡厅外的院子里，他们再次举起标语呼喊口号，其中就有Google创意实验室的志愿者设计的标语，用清新的灯芯体写成的“喜提9000万美元的快乐辞退，对性骚扰没有要求。”。就在2017年针对禁穆令的罢工期间Pichai 和Brin所站位置几码远的地方，员工们再次分享了他们的故事。一名女性的YouTube员工描述了在一次公司活动中被同事下药，然后被人力资源部告知她还是得留在同一个团队。这一次，没有一位高管走到麦克风前面。没有人高呼他们的名字。
当地电视台的工作人员只能到园区的边上进行报道，但从上空的新闻直升机可以清楚地看到人行道上用粉笔书写的“Not OK，Google（OK，Google是Google助理的唤醒词）”和“时候到了”。彼时，Stapleton、Whittaker等组织者已经回到纽约，并在肉库区的一个墨西哥人的地盘征用了一个摊位。她们订购了玛格丽塔酒、薯条以及鳄梨酱，并更新了社交媒体账户，然后躲到外面避开媒体采访。虽然繁忙的准备工作让她们犯困，但这些女性取得了成功。几天前，她们认为有几百人参与就算是一大胜利。但当她们统计总数时，发现有20000名员工站了出来。
但从某种程度来说，Google抵消罢工影响的努力已经奏效。宣泄和友情似乎盖过了对管理层的任何敌意。甚至一些支持者认为罢工更多的是一种行动而不是要求。在抗议活动结束一周后的2018年11月8日，Pichai 向他的员工发出了一份备忘录（同时也在Google的博客上公布），宣布Google将不再要求就性骚扰的指控进行仲裁。但仍然禁止集体诉讼。这种改变使Google跟微软甚至Uber在过去一年内所做的政策调整保持一致。
2018年11月1日，多达2万名Google员工离开工作岗位，对该科技巨头处理领导人的性行为不端问题的方式表示抗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