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首发于公众号“港股挖掘机”，原标题：《深圳传来大消息：人类抗击艾滋病，再下一城！》，点击查看。
11月26日，深圳传来大消息：
一对名为露露和娜娜的基因编辑婴儿于11月在中国健康诞生，这是世界首例免疫艾滋病的基因编辑婴儿，也意味着中国在基因编辑技术用于疾病预防领域实现历史性突破。
不过随后，官方很快予以回应：
深圳卫计委表示，该项试验未经医学伦理报备，正开会研究此事。
而宣布此事的科学家贺建奎也表示，此时不方便透露更多细节。
贺建奎其人（图源：人民网深圳频道）
关于基因编辑的争议和背后的故事，由此可窥见其中复杂的一角。
其实，自从30多年前艾滋病正式被人类承认以来，这场旷日持久的“抗艾史”就高潮不断。虽说至今仍未探索出完全治愈艾滋病的药物或疗法，但每一步都在接近真相的底部，人类可以有信心在近些年内，看到战胜艾滋病的一天。
据公开信息，目前国内的资本市场，有艾滋病药物的全在A股，港股药企仅药明生物（02269）在帮忙“研发”。如A股的东北制药（000597）、天方药业（600253）、华海药业（600521）、张江高科（600895）等。
而与基因工作相关的则有大名鼎鼎的华大基因（300676），不过华大基因的主发力方向在基因检测，与基因编辑不是一回事。去年9月份，华大官方还特意发公告说明公司彼时并没有进行艾滋病疫苗的研发投入。
深圳传来的“大消息”
来自人民网的消息，记者吕绍刚、陈育柱报道，11月26日，来自中国深圳的科学家贺建奎在第二届国际人类基因组编辑峰会召开前一天宣布，一对名为露露和娜娜的基因编辑婴儿于11月在中国健康诞生。
这对双胞胎的一个基因经过修改，使她们出生后即能天然抵抗艾滋病。这是世界首例免疫艾滋病的基因编辑婴儿，也意味着中国在基因编辑技术用于疾病预防领域实现历史性突破。
这次基因手术修改的是CCR5 基因，而CCR5 基因是HIV 病毒入侵机体细胞的主要辅助受体之一。此前资料显示，在北欧人群里面有约10% 的人天然存在CCR5 基因缺失。拥有这种突变的人，能够关闭致病力最强的HIV 病毒感染大门，使病毒无法入侵人体细胞，即能天然免疫HIV 病毒。
CRISPR/Cas9 技术自问世以来就因简单、高效备受瞩目，吸引全球各地科学家在医学、动植物育种、药物筛选等不同领域进行研究。
美国哈佛医学院遗传学教授、基因工程知名专家乔治·丘奇George Church 说：“考虑到HIV 对全球公共健康的威胁有扩大的趋势，我认为贺建奎选择了一个非常好的目标基因。”
“寂寞”带来的人类“Bug”
艾滋病被称为人类历史上的“超级绝症”。
而现代研究认为，艾滋病起源于非洲，后由移民带入美国。
为何起源非洲？是因为当时非洲黑猩猩奇多，一位难以忍受“寂寞”的人与黑猩猩发生了不可描述的事情而被感染。虽然难以查询到艾滋病起源的第一人是谁，但加拿大的“空少”小鲜肉Gaetan Dugas无疑是“大名鼎鼎”，因为他是第一个把艾滋病带出非洲的人。
田医生翻阅资料发现，Gaetan Dugas是一位多金的小鲜肉，但其在明知自己身体有问题后，仍不断于全美各大城市的同志酒吧和浴室之间流连，几乎全美的同性恋者都知道他，尤以其刺激性的性行为方式而著称。
根据他本人的估计，他每年平均与100个性伴侣发生关系，并表示自1972年活跃于同志社群起就有超过2500名性伴侣横跨北美洲（性伙伴众多的篮球明宿张伯伦看到后，估计要哭晕在厕所）。
1980年夏天，Dugas的身上开始出现红疹与紫斑，并四处求医。1981年的夏天，美国洛杉矶加州大学医学中心开始发行这一奇特的疾病，同时美国疾病控制中心发表的“病死率和发病率周报”(MMWR)第一次报道了一种“可能是细胞免疫功能紊乱”的疾病。
但其实，在1980年10月-1981年5月间，便有5位男性同性恋住院患者被确诊为卡氏肺囊虫肺炎病症，他们还是巨细胞病毒感染者。同年7月美国疾病控制中心发现过去两年半的时间，共有26位男性同性恋患者有罕见的卡波氏肉瘤，只不过，当时并没有媒体报道这种“细胞免疫功能紊乱”的疾病。
尽管媒体端、医学领域并未对该疾病做出“披露”，刻在治疗过程中，细心的医生还是发现了这31位病人均有三大共性：一是同性恋者；二是卡氏肺囊虫肺炎（免疫系统损坏后，由各种微生物或寄生虫病原引起的）；三是卡波氏肉瘤（这种疾病在黑人青年中较常见，而在白人青年中很少见，只在60岁以上老年人中发现）。
有了病症共性，在经过严密的医学检验与调查，美国CDC确认这种病是一种通过性接触传播的疾病，并命名为“男同性恋相关免疫缺陷综合征”（即同志癌)；但到了1982年6月，CDC发现，在某些血友病患者中也发生了GRT.D，这提示输血也能传播这一疾病，于是将这一疾病更名为“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即如今人们所熟知的AIDS；后来，发现有婴儿也是该病的携带者，进一步确定母婴垂直传播也是其中“介质”之一。
1983年5月，法国巴斯德研究所的病毒学家吕克·蒙特尼尔、巴尔-西诺西和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的盖洛相继发现引发艾滋病的病毒，分别称为淋巴腺病相关病毒和T淋巴细胞病毒III型，后统一改为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IV），即我们熟知的“艾滋病”。
艾滋病虽然被证实传播途径、病理，但放眼全球，感染人数越来越多。拿全球最新的数据来说，2016年全球艾滋病患者数量约为3950万人，新发病例数约为600万人，这还不包括“不愿公布”的人群。
如此多且特殊群体，全球官方组织也特意将12月1日设立为“世界艾滋病日”，连全球都在“呼吁”预防该疾病，可想而知是有多“恐怖”。
全球抗艾之路加快
艾滋病被发现同时，1983年各大疾病机构也在吕克·蒙特尼尔、巴尔-西诺西的研究基础上开始研究该病检查试剂、疫苗、药物。
终于在2年后，FDA批准了第一个以ELISA为原理的第一代HIV抗体筛查试剂并将其应用于献血员的筛查，但这仅仅这是筛查试剂，并不具备“治疗”功能；
1987年，首个抗艾滋病药物上市，尽管副作用极大，也不能有效延长HIV感染者生存时间和延缓发病时间，容易发生耐药情况，但它无疑是人类“抗艾”药的先驱。
而此后的33年，HIV检测试剂不断更新换代，1990年，以基因工程或合成肽为抗原的第二代HIV抗体ELISA试剂研制成功，1994年，第三代双抗原夹心法HIV抗体ELISA试剂问世，1998年，第四代HIV抗原抗体联合试剂投入使用，使得HIV检测的精确性越来越高。
2009年，艾滋病疫苗开始登上舞台。当时在泰国进行的艾滋病疫苗RV144大型临床试验结果公布，该疫苗能保护31%的志愿者免受HIV感染，尽管这个保护率较低，但是已经是最有效的疫苗。
这是研究人员在泰国选取1.6万多名志愿者经过6年测试后得出的结果，别看保护率较低，但这是当时人类历史上最“有效”的艾滋病疫苗。
2017年7月，强生宣布全球首次HIV疫苗人体临床试验结果，显示对参与试验的393位健康志愿者100%产生了对抗HIV的抗体后；紧接着，Inovio Pharma也宣布自己的 Pennvax-GP 疫苗也显示了100%对HIV的免疫应答。
尽管这两位“大神”的疫苗只是透露了临床数据，但不得不的说，其又将人类“防艾”、“抗艾”工程向前推进了一步。
疫苗还在研制，但并不妨碍市场上鸡尾酒疗法中的组合艾滋病药物的“畅销”。
田医生观察到，目前全球畅销抗HIV用药主要有：恩曲他滨+替诺福韦+依发韦仑、恩曲他滨+替诺福韦酯、达芦那韦、拉替拉韦钾、依非韦伦等10多个产品。
其中复方制剂占有主导地位。2014年，排名前5位产品销售额分别为36.5亿美元，32.7亿美元、16.7亿美元、16.4亿美元和16.1亿美元，占据了整个市场六成以上的份额。
但无不例外，鸡尾酒疗法中的组合艾滋病药几乎全是跨国品种。当然，垄断同时，国内近20年也是加强了这一块的研究与仿制。
据公开信息，目前有艾滋病药物的全在A股，港股药企仅药明生物（02269）在帮忙“研发”。如A股的东北制药（000597）、天方药业（600253）、华海药业（600521）、张江高科（600895）等。
而与基因工作相关的则有大名鼎鼎的华大基因（300676），不过华大基因的主发力方向在基因检测，与基因编辑不是一回事，去年9月份，华大官方还特意发公告说明公司彼时并没有进行艾滋病疫苗的研发投入。
拿华海药业为例，该公司研制开发的抗艾滋病新药硫酸茚地那韦原料药及其制剂“艾克立宁”（硫酸茚地那韦片）2003年就通过了CFDA审查，获得了新药证书、药品注册批件及药品批准文号。
得益于此，该公司已成为国内抗艾滋病药物HAART治疗方案（鸡尾酒疗法）所需的蛋白酶抑制剂、核苷类逆转录酶抑制剂、非核苷类逆转录酶抑制剂三大系列中均有产品获得国家批准生产的惟一企业。
而药明生物协助生产的Trogarzo，作为一种全新的抗逆转录病毒疗法，Trogarzo主要面向治疗现有多种疗法均无法起效的成人HIV感染者。作为一种“病毒侵入抑制剂”，该药物能够结合T细胞表面的HIV病毒主要受体CD4，以阻止这些细胞遭到病毒的入侵。
作为10多年来首款具有全新作用机制的抗逆转录病毒疗法，该药物曾获得美国FDA颁发的突破性疗法认定、优先审评资格、快速通道资格以及孤儿药资格。
结合艾滋病市场增长来看，Trogarzo的渗透率为50%，其年治疗费用为7-10万美元，则其市场规模可以达到10亿美元，如此一来必将是个重磅产品。而靠着这个消息，药明生物接连几日实现5个点以上的涨幅。
行情来源：富途证券
1个月便能治好艾滋病？
鸡尾酒疗法也好，“艾克立宁”、Trogarzo也罢，但从临床数据上来说，绝对没有“珈摩拉”厉害，按锡安医疗的说法，“4周内消除99%HIV病毒。”
田医生留意到，珈摩拉是一种源于HIV整合酶的合成肽化合物，HIV整合酶负责将病毒的遗传物质插入被感染细胞的DNA中。公布的结果显示，珈摩拉可以在不损害健康细胞的情况下杀死受艾滋病病毒感染的细胞，从而显著降低人体内的病毒载量。
看完治疗原理，感觉和CAR-T有着类似点。
并且，其临床试验数据显示，该企业随机挑选了来自乌干达罗纳德·巴塔纪念医院的9名患者参与研究，这9名患者在今年7月和8月的4至5周内接受了不同剂量的珈摩拉。惊人的是大多数（被随机挑选的）患者在头四个星期内病毒载量较之前显著减少达90%。
而在进行完为期四周的第一部分实验的两周后，这9名患者又进行了第二部分同样为期4-5周的额外逆转录病毒治疗。在第二部分的试验中，9名患者要么接受800克的洛匹那韦（lopinavir）、200 mg利托那韦（LPV+r）以及珈摩拉的混合疗法，每周两次，要么仅接受利托那韦的治疗。
结果表明，接受前一种混合治疗的患者在4周内消除了高达99%的艾滋病病毒载量，且没有产生任何副作用。此外，在这为期10周的研究中，所有9名患者CD4细胞计数显著上升高达97%。
若数据真实，这绝对又是全世界最厉害的“神药”。
基因编辑的红与黑
“世界首例免疫艾滋病的基因编辑婴儿在中国诞生”这个消息，可能会让广大人民群众喜上眉梢，可细看贺建奎的基因编辑术，其实和国内市面很多技术一脉相传，老掉牙的“故事”：比如CRISPR/Cas9。
2015年4月，中山大学生命科学学院“80后”副教授黄军就在《蛋白质与细胞》（Protein & Cell）杂志上发表了首篇有关人类胚胎基因编辑的论文，尝试利用CRISPR/Cas9技术改造(删除)人类胚胎中一个会导致“β-地中海贫血”基因。结果表明其医学应用存在重大障碍，进行编辑的86个胚胎中只有28个成功拼接，其中只有很小一部分包含了替换的遗传物质。
据说英国《自然》（Nature）杂志和美国《科学》（Science）杂志都拒绝刊登其研究成果，一些国家和机构随后开始制定相关规定。不过，2015年底举行的人类基因编辑国际峰会最终声明，黄军就的工作在伦理上可以接受，他也因此入选《自然》杂志评选的2015年度十大科学人物。
一年后，广东医科大学附属第三医院范勇团队发表了第二次的人类胚胎编辑工作，不仅试图纠正致病突变，还利用CRISPR技术植入了一个抗艾滋病毒的突变体，在26个胚胎中有4个获得了成功。
但即便在成功的胚胎中也不是所有的目标基因都被改变了，在其他胚胎中还引发了一些未曾预料到的基因突变。虽然仅发表在不为人熟知的《辅助生殖和遗传学》（Journal of Assisted Reproduction and Genetics）杂志（影响因子IF＜2）上，却引来众多国际顶级学术期刊和媒体的关注，如《自然》、《科学》、《麻省理工科技评论》等。
但可惜的，在中、美、英三国科学家在共同举办人类基因编辑国际峰会上，探讨基因编辑技术带来的科学、伦理和社会问题，并发表声明，要求基因编辑技术不得在妊娠过程中被用于修改人类胚胎，可用于修改人类胚胎或生殖细胞的研究，谨慎发展不可被遗传给后代的医疗应用。
签署如此“声明”，可想而知基因编辑带来的隐患，就像小崔与方舟子争得不可开交的“转基因”：
如一些编辑可能会被靶向的诱变混淆，例如，一个人可能无意中将镰状细胞病转化为地中海贫血症；尽管脱靶效应的比例会随着技术进步不断降低，甚至被最小化，但仍有可能发生关键基因的突变，而编辑后的个体的后代也许会因为基因突变增加其风险；
如果“被编辑”的个体希望纠正的是嵌合体，那么他们仍然可能在关键组织中有病变细胞；疾病突变存在的遗传背景可能在某种程度上适应了携带这种突变，而将基因修正回“野生型”可能会产生一些意想不到的后果；很难预测和评估生殖细胞系编辑带来的非预期的长期后果。
尽管面对这么多不确定的风险以及国家的“禁令”，可贺建奎仍旧在深圳“光明正大”地让这种技术引入妊娠，果然深圳是一座包容、开放的城市！
Anyway，不管业内还会如何争议，使用基因“武器”与艾滋病抗争，毫无疑问是一条可以从根上拔除艾滋病的可行之路。
这不禁让人感慨，虽则病魔可怕至极，但好在科技仍在进步，持续向前。愿天下早日“无艾”。
现在，留给人类的最大问题可能就是：
基因编辑婴儿的诞生，究竟合法吗？？？（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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