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源微信公众号“王涵论宏观”，作者王涵，兴业证券研究所副所长、首席宏观经济分析师。原标题为《美国加码两千亿：策略、影响及展望》。
内容摘要
美国公布对华2000亿征税清单，中美贸易摩擦再度升级。北京时间2018年7月11日，美国公布对中国进口约2000亿美元商品加征10%关税的详细商品清单。按照流程，本份清单不会立即生效，美国将于8月20日至23日针对该清单举行听证会，8月30日为提交反驳意见的最后截止时间。随后中国商务部发表谈话称“中国政府将一如既往，不得不作出必要反制”。
美国“祸水东引”背景下，重视中美关系的长期性与复杂性。值得注意的是，特朗普上任以来，美国对中国定位的转变，乃至中美两国关系格局的转变，可能都是中长期的。因此，本轮的中美贸易问题可能只是一个缩影，需要重视双方摩擦长期性和复杂性。
“关税大棒”伤及近50%中国对美出口，部分行业受影响严重。美国两次征税清单合计涵盖了除武器弹药和特殊交易品以外的20类商品。以2017年为参考，中国受影响出口商品价值占当年中国对美国出口的48%。其中，矿产品、皮革制品等高达13类行业受影响部分在美国对中国进口占比超过50%。
美国策略：趋利——遏制中国制造2025，避害——防通胀。在此前500亿清单基础上，美国本次2000亿关税继续打击“中国制造2025”，此为“趋利”;其次，在新增征税对象的选择上，首先拿更新周期相对较长的家具和皮革制品“开刀”，而服装、玩具等更新周期相对较短的低端消费品本次则“幸免于难”，从而尽可能减少对国内通胀的推升，此为“避害”。
对国内政策的影响：对外需要加强结盟，对内需要维稳。在“祸水东引”的背景下，中国需要更多团结周边的力量，搭建周边的经贸网。而在推进外交政策的同时，需要中国内部经济相对稳定、不失速，不出现系统性风险。
往后关注：中期选举+美国通胀+第三方态度。往后观察中美对弈走向，主要有三个窗口：(1)美国中期选举进程，尤其是美国农业摇摆州的选情;(2) 本次征税涵盖部分消费品，需密切关注美国通胀走势;(3)第三方态度对中美博弈也将非常关键。
风险提示：中美贸易摩擦升级对全球经济与金融市场影响。
正文
Evidence&Analysis
美国加速升级公布征税清单，中美贸易战火升级
美国公布对华2000亿征税清单，中美贸易摩擦再度升级。北京时间2018年7月11日，美国公布对中国进口约2000亿美元商品加征10%关税的详细商品清单。按照流程，本份清单不会立即生效，美国将于8月20日至23日针对该清单举行听证会，8月30日为听证会后提交反驳意见的最后截止时间。随后，中国商务部发表谈话称“中国政府将一如既往，不得不作出必要反制”。
重视美国“祸水东引”的长期性与复杂性
中美关系进入40年大拐点，“祸水东引”成为特朗普对外政策重心之一。从中美建交至特朗普政府上任前，中美关系整体趋暖。中美建交至特朗普政府上任期间，中美关系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1)1979年至1991年：中美关系中政治作用大于经济。1979年中美正式建交，中美关系实现正常化。1991年苏联解体前，世界主要处于冷战时期，基于对抗苏联霸权主义的共同需要，此阶段政治是中美关系的主导因素。
2)1992年至2016年：经济为主要矛盾，但背后仍是政治考量。1991年底苏联解体，次年克林顿上任，美国对华开始实行“接触政策”。这一阶段，美国各种官方文件中对中国的定位都是“战略合作伙伴”：克林顿政府7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从“发展与中国更广泛的接触”到“一个政治稳定、经济开放与安全的中国兴起符合美国的利益”再到“构建一个建设性美中战略伙伴关系”层层递进;21世纪以来，从小布什政府“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到奥巴马政府“我们欢迎中国与美国和国际社会一道发挥负责任的领导作用”，美国对华战略定位的总基调是共同的，即“建设性接触”。
特朗普政府上任以来，美国对华态度转鹰，中美关系进入新阶段。随着中国国力日趋强盛，美国对华的定位也在悄然转变。2016年上任以来，特朗普对华的态度整体转鹰，并不断挑战中美关系的基石——台湾等系列问题的底线(如2018年参众两院全票通过《台湾旅行法》)。美国主流政界对华“接触派”势力日益衰弱，“对抗派”力量日益增强。2018年初发布新版《国家安全战略》中，中国被首次定义为“战略性竞争对手”，这标志着美国对华政策可能正进入新阶段。
美国对华政策转向的背后：美国国内阶级矛盾日益凸显，中国的强大唤醒美国意识形态的警觉。2008年金融危机后，美国实施量化宽松，尽管解决了经济衰退的问题，但导致国内贫富差距拉大。特朗普的胜选，使得美国主流政界开始意识到国内阶级矛盾的严重性。而借助特朗普“不按常理出牌”的特性，美国主流政界也可以尝试突破原本政治框架的边界，将国内矛盾对外转移。而与此同时，中国经济腾飞，开始强调“道路自信、制度自信”，也使得美国在意识形态上形成警觉，因此，将矛头指向中国，即“祸水东引”就成为特朗普对外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这个角度而言，美国对中国定位的转变，乃至中美两国关系格局的转变，可能都是中长期的。因此，本轮的中美贸易问题可能只是一个缩影，需要重视双方摩擦长期性和复杂性。
加码后，美国“关税大棒”殃及近半数中国对美出口
加码后“关税大棒”伤及近50%中国对美出口，部分行业受影响严重。我们对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6月15日及7月11日两份清单共计7133项商品进行了统计分析，以2017年美国向中国进口商品为基准，按照HS分类，精确到HS8位码，发现：
加码后受影响金额占中国对美出口近50%，征税范围广：按照HS分类，美国两次征税清单合计涵盖了除武器弹药和特殊交易品以外的20类商品，涉及HS2位分类98章中的81章商品。以2017年美国向中国的进口额为参考，中国受影响的出口商品价值总额为2422.45亿美元，占当年中国对美国出口的48%。
相当部分行业受影响严重：在中国向美国出口被征税的20类商品中，高达13类行业受影响部分在美国对中国进口总占比超过50%。其中，有3大类的全部商品被征收了关税，分别为：矿产品、生皮及皮革制品以及艺术;有3大类超过85%的商品被征收了关税，分别为：活动物及动物产品、车辆航空及船舶等有关运输设备、食品烟酒饮料。
美国策略：趋利(遏制中国升级)+ 避害(防通胀)
对6月15日及7月11日两份清单细分到HS2位码进一步分析，发现美国本轮新的征税清单主要遵循了“趋利避害”的原则：
首先，在此前500亿清单基础上，美国本次2000亿关税继续打击“中国制造2025”，此为“趋利”;
其次，对机电产品和机械器具的征税，美国仍然保有余地，这或与保护美国苹果等跨国公司产业链相关;与此同时，在新增征税对象的选择上，首先拿更新周期相对较长的家具和皮革制品“开刀”，而服装、玩具等更新周期相对较短的低端消费品本次则“幸免于难”，从而尽可能减少对国内通胀的推升，此为“避害”。具体而言：
对“中国制造2025”继续加码，但留有余地，或为保护苹果产业链：6月15日500亿清单主要针对的是电机电器设备、机械器具以及光学医疗仪器，对应“中国制造2025”。而7月11日的2000亿清单对此(尤其是前二者)进行了进一步加码：电机电器设备受影响商品出口额由171亿美元提升至651亿美元;核反应堆、机械器具受影响商品出口额由178亿美元提升至562亿美元。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机电产品和机械器具被征税出口额已在所有类别中靠前，但受影响商品在中国对美国中出口的占比维持在50%上下，说明美国对此仍然留有余地。考虑到苹果等跨国公司在华有大量产业链，这可能是出于保护本国企业目的。
提升对运输产品、钢铁和玻璃制品的打击力度：除了原来的清单上的“靶子”——“中国制造2025”，美国7月11日的2000亿清单对运输产品、钢铁和玻璃制品等9章商品的打击力度大幅提升：运输设备受影响商品在中国对美国出口的总占比由16%提升至94%，被征金额达到114亿美元，玻璃制品由1%提升至81%，钢铁制品则由7%提升至74%。
在新增征税对象选择上，首先选择更新周期相对较长的低端消费品，服装鞋帽等低端消费品则尚未被纳入打击行列。7月11日的2000亿清单的打击范围扩展到了新的领域，家具、皮革制品等56章商品成为新征税对象，其中，中国对美国出口100%的皮革制品和91%的家具都被征收了关税。而在两份清单中都未被纳入征税范围的16章商品主要可分为两类：(1)玩具、服装鞋帽等中国对美国出口额高，且美国对中国出口依赖度较高的低端消费品;(2)药品、活动物、可可、咖啡制品等中国对美国出口额较低，且美国对中国出口依赖度较低的商品。
如何理解美国的选择?首先，对消费品征税意味着通胀有被推升的风险，因此，选择新的征税对象可能主要涉及通胀的考量，首先选择的是加剧等消费更新周期相对较长的商品，尽量避开与消费者的衣、住密切相关的商品，从而降低通胀被推升的风险;而药品、活动物等商品总可征税的金额有限，“杀伤力”亦有限，因此也未被列入此次清单。
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当前估算拖累出口约2%
加码后，对中国总出口拖累约2.2%。我国出口的利润率维持在较低水平，根据商务部公布的信息，大致在3%甚至更低(低于工业企业平均利润率)，因此对于出口商而言，利润无法有效吸收关税的上升。美国提升关税税率后，大部分关税将会传导至商品价格上，因此根据出口金额的价格弹性就可以估算出关税税率上升对出口的直接效应。Aziz和Li等文献估算得到中国出口价格弹性大致在1.3-2.0左右。我们取其中值1.65。2015-2016年美国对中国的加权平均税率约为2.64%。
据此，对500亿美元商品加征25%的关税，中国向美国出口的降幅约为40%，即价值500亿美元的出口将减少200亿美元，这约占中国对美出口的4.60%，约占中国总出口的0.80%;对2000亿美元商品加征10%的关税，这部分中国向美国出口的降幅约为16.5%，即330亿美元，这约占中国对美出口的7.60%，约占中国总出口的1.36%，(中国对美出口约占中国总出口的18%)，整体而言，中国总出口受到的拖累约为2.16%。
对政策的影响：对外加强结盟，对内维持经济稳定
对外：拉拢国际盟友，团结更多的力量。在维持国内稳定环境的同时，通过外交手段获得更多的国际支持对中长期战略也至关重要，正如我们在2015年2月24日的报告《以史为鉴：贸易“被平衡”潜在的挑战——日德历史经验对中国的启示》所提示：“广场协议”之后日本和德国的不同境遇就是典型的案例：德国积极推进欧洲自贸区，使得从汇率到关税同盟，欧洲大陆的贸易伙伴都在摩擦过程中成了德国的“缓冲带”，从而在贸易摩擦中受损较小;而日本的“孤立无援”，一定程度上也导致其在贸易摩擦的谈判中处于被动地位。因此，因此长期来看，从中国的角度，要缓解两极对抗，需要的是增加复杂性。具体而言，中国需要更多团结周边的力量，搭建周边的经贸网。而对美国而言，联合第三方力量的迫切性理论上也在上升。
具体而言，中国和美国重要的差异是国家的开放程度：中国是一个开放程度相对低的经济体，同时也是很多重要商品全球最大的市场，巨大市场逐步对外开放能成为中国在谈判中的重要筹码;而目前美国开放程度已经较高，因此可能更倾向采用“先威胁再豁免”的政策——这可能也是特朗普开征钢铁和铝关税以及拟征汽车关税的用意。可以看到的是，中美双方近期均加速了和第三方势力的交流，这在短期内可以增加谈判的力量对比。而往后看，中日韩自贸区、中国与印度、朝鲜、俄罗斯的自贸区可能都会加快推进。
对内：保持稳定+消除隐患。一方面，对外拉盟友的过程，需要中国内部经济相对稳定，不失速，不出现系统性风险。因而，“祸水东引”导致的外部风险会影响中国对内政策的节奏。这从年初以来的国内政策已经可以看出，包括货币条件的宽松、对小微企业的支持力度上升、加速对新兴产业的支持等均可看出(具体请参见2018年6月29日的点评：《去、稳、加：一行两会有分工——从央行2季度例会说起》)。另一方面，提升国内“消除隐患”的紧迫性。在整体经济环境维持相对稳定的过程中，外部压力使得国内消除过去几年金融体系所隐含的风险的紧迫性上升。
往后关注：中期选举+美国通胀+第三方态度
往后观察中美对弈走向，主要有三个窗口：
美国中期选举进程，尤其是美国农业摇摆州的选情。而正如我们在《美国中期选举：最新选情及其对中美贸易战走向的可能影响》所提示，随着中国“农业牌”和“运输牌”的打出，票仓压力自4月来已有所体现，如果贸易战持续发酵，选民情绪可能受到负面影响，从而可能给特朗普造成一定压力。
对低端消费品征税落地后，可能推升美国通胀。如前所述，美国本次征税清单涵盖了消费品，征税落地之后，需要密切关注美国通胀的走势。
第三方的态度对中美博弈也将非常关键。如前所述，双方站队势力对比，可能也将对谈判结果产生微妙影响。
风险提示：中美贸易摩擦升级对全球经济与金融市场影响。(编辑：刘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