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选自《中国企业家》，作者王芳洁。
离开万科的第216天，王石准备了35000字的演讲稿，邀请了几位朋友，在水立方进行了一场演讲，观众有3000人，时长是三个半小时。（因演讲举行于2018年1月23日，故以下简称为“123演讲”）
他走上台去，微微一笑，张开双臂，欢迎每一位来宾，如同一个舞台经验丰富的超级巨星。他身着深色修身西服，搭配黑色高领毛衣，和最后一次参加万科股东大会时一样，胸前别着口袋巾。他身材瘦削，面容紧致，光打在脸上，微微有些反光，应该化了点淡妆。单就外表来看，他是一个时髦的，布尔乔亚式的中年男人，虽然这天他正式迈入了67岁。
王石似乎想和罗振宇一样，成为一名布道者，但他们又十分不同，罗讲授认知，王石则传递经验，这些经验来自于他的两个33年，创业前和创业后，被浓缩在了一个冬天的晚上。这场名为《回归未来》的演讲分为三个部分，从生命的起源到创业历程，再到人类的未来，内容涵盖人生的各个维度，自我、亲情、事业、社会以及死亡。
演讲的最后，出现一个快闪，王石带领大家一起唱《蓝莲花》，场面催泪。其中有一段王石的演唱部分，是提前在录音棚完成的。录制时间就在正式演讲的前一天，冯楠觉得他大概会应付一下，“录完就算了，时间已经很紧了，彩排都没完整的排过一遍。”冯楠是万科董事会名誉主席办公室主任，跟随王石多年。但那天，王石在录音棚里待了两个半小时，一遍遍反复录那几句。
从录音棚出来，王石对冯楠说，自己感觉棒极了，整个人的状态都非常好，“这一刻对于我，最重要的就是把《蓝莲花》唱好”。
离开万科的两百多天里，王石同时担任约40个社会职务，为环境、贫穷等社会问题奔走。他同时还主导着一家名叫深潜的体育教育公司，他是这家公司的大股东。他依然忙碌，依然划赛艇，依然活跃在人们的视线里。
4月27日，王石宣布出任远大科技集团联席董事长。
在王石离开的两百多天里，万科参与了对全球物流地产巨头普洛斯的私有化，实现了5299亿元销售额，成为了全球市值最高的房地产企业。万科还扶上马一位新的CEO——祝九胜。
分离之后，各自安好。但王石和万科一起走过的，是漫长的33年；在企业、个人命运的交织中，他们相互塑造，相互影响，互为镜鉴，并在彼此的对照中作出改变。
对王石的专访进行于万科的一处会所，落地窗前摆放着两台划船机，王石喜欢划船；墙面挂着一个特别的装饰，由几双万科员工的旧跑鞋组成一个圆圈，跑步是郁亮喜欢的运动；拾级而上，入得一间茶室，据说祝九胜喜好功夫茶，常在此待客。从登山、赛艇到跑步，再到功夫茶，某种角度上看，这体现了万科文化的变化，至少它更加有弹性，容得下一个不爱运动的CEO。
在那场演讲中，王石一度哽咽，多次让观众“给点掌声”，并且随机邀请了几个人上台，教大家做无氧运动。“王石更平和了，更打开了”，这是冯楠的观察，“原来的演讲，一定是以他为中心的，是他自己在说，现在更会照顾到现场，照顾到不同的人，要有互动，要倾听别人的声音，这种倾听是主动式的。”
“123演讲”现场，王石带领观众做无氧运动。来源：被访者供图
现在的王石是柔软的。“但我也曾经僵硬过。”王石说。
“是什么让王石变得柔软？”《中国企业家》问。
“这个时代，形势总是比人强。”
事了拂身去
即使过了三十年，王石对万科股权的彻底放弃，还是令人匪夷所思。
周寅猛是深潜公司的CEO，同时，他还是王石的学术助理。两人结缘于2011年，彼时，王担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EMBA课程的客座教授，而周作为光华的在读博士，被安排做王石的助教。王的授课内容多从个人经历和万科实际案例出发，而周会基于理论框架进行总结。
周寅猛提到，在王石的提议下，两人曾合作写书，其中很重要一块内容，就是探讨中国企业如何面对和解决所有权、经营权分离的代理理论问题。周在书中呈现的观点是，为了企业长时间的平稳发展，创始人要保有一定的股权，但在经营管理层面，应在高度集权后充分放权，依照制度，而不是一己之力管理公司。据说王石看过初稿之后，认为“这是一种方式，可以进行探讨，但他也有他的方式”。
世人皆知王石的方式——放弃万科股权，做一名纯粹的职业经理人。今天回过头来，再看王石当年的选择，人们难免会产生这样或那样的疑问：放弃股权是否具有必要性？万科的股份制改造是否操之过急？毕竟几年之后，红帽子公司的转制便陆续有了成功案例，例如TCL。
当谈到个人放弃万科股权，王石坚持：“那是主动放弃的，和价值观有关。”
王石的考虑是分为几个层次的，首先他到深圳是要干一番事业，至于能不能赚到钱，赚多少钱，那不是他的目的；其次，当你突然很有钱这件事与你的目的相冲突，你就得把前者放弃掉。
“中国社会是平民社会，你突然很有钱，会非常非常麻烦，这是我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认识。那么你到底是为了赚钱，还是为了做事业？当然赚钱很重要，企业家肯定得赚钱，但赚的钱是不是你的，这不重要。如果钱突然变成你的了，你的处境就不一样了。”
祖籍在安徽大别山区的王石，早年曾翻看族谱，发现祖上二十代都是农民。“中国农民有钱了会怎么样？第一是修祖坟，第二是娶老婆，第三是赌博。”促使王石放弃股权的原因，除了事业野心，还包含对个人的不自信。
王石是一个愿意自省的人，他的自我审视贯穿于整个采访之中。但作为一名公众人物，他又无法摆脱他人的审视。就放弃万科股权而言，很多人认为这个举动反映了他的某种认知上的局限。毕竟后来的无数案例证明，个人财富与事业成就之间并不矛盾，有时候甚至高度统一。创业者的财富由企业产权价值兑现，而产权又不仅仅意味着财富，更是链接创业者和企业的血脉。如李东生所说，虽然作为TCL的董事长，他在企业的持股比例远没有一些民营企业主多，但作为创业者，他对TCL的发展倾注了所有的能力和付出，“它就像我的生命。”
“有恒产者有恒心。”李东生对记者感慨。这句话在2018年的总理记者会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也说过。
1988年的王石，确实“没有想得这么深邃”。那是一个企业产权概念相当模糊的年代。仅一年前，深圳的第一批私营企业被批准设立。但直至1992年，邓小平南巡之后，私营企业的地位才真正得到认可。次年，《公司法》颁布。
万科为什么要选择在那个时间进行股份制改造？
当年来深圳，是王石主动的选择，但之后，王石基本上都在被动应对，包括在1988年，对万科进行股份制改造。当时的情况是，上级主管单位想调公司的外汇，他不同意，上级领导便提出：“你不同意调外汇，那就把你的调走。”此时，王石感到无法掌握自己和企业的命运，他需要作出改变，“股份制就这么来了。”
但1988年至今万科的股权变迁史上，并不是没有令王石踟蹰的章节。
2000年，深特发退出，华润接盘。当时对新东家的选择权，掌握在万科管理层手中。据王石回忆，万科的其他管理层曾提议MBO，自己把深特发的12%股权买下来，当时的对价不到三个亿。虽说在那个年代这是很大一笔钱，但如果把全员都动员起来，也是能凑出来的。
王石的这段回忆，与时任华润集团副董事长宁高宁的说法有些出入，宁对记者说，那时万科的盘子已经很大了，管理层没有MBO的实力。
一位万科老员工则认为：万科的基因决定了，MBO根本不可能。“核心是万科的主业是房地产，是重资产，这就决定了公司必须不断扩充资本金，不断进行融资。管理层是不可能一路跟下去的。”
房地产是王石为万科选择的行业，他当然比谁都清楚这个行业的特性。
在其他管理层提出MBO的建议后，王石问了大家一句话：“我们搞这个，目的是什么？是为了控制公司，还是为了发展？”大家说，为了发展。王石又说：“我们不是为了控制它，那再扩股的时候，我们扩不扩？这两个多亿，我们可以筹到，并不等于说我们一直有钱。我们的股份很快就会被稀释掉，把大家都发动起来做这个，没有意义。”
万科的盘子越大，管理层收购的可能性就越小。2014年，万科推出事业合伙人计划，将过去三年未分配的集体奖金全部用于购买万科股票，再加上杠杆，最终也不过仅持有了4.49%。
万科是一家由经理人创业的企业。对于王石等人来说，虽然从股权上控制公司的希望渺茫，但掌握企业命运的欲望，一直像1988年股改时那样，真实又强烈。这种欲望一定程度决定了万科的股权结构——高度分散。而股权分散的公司，极易成为野蛮人狩猎的目标。
自1994年起，万科历经君万之争、万宝之争。
对于这些因果，王石是有反思的：“我们还是太理想主义，认为把企业经营好就行，却没有意识到，高度分散的股权给万科文化带来了很多不确定因素。”
当然，今天的万科仍然是一家没有实际控制人的公司，深圳地铁的持股比例为29.38%，但这是一个非常微妙的比例，距离控股股东仅一步之遥。
2017年6月，王石通过个人朋友圈宣布辞去万科董事长一职。当时，万宝之争硝烟初熄，深铁当上万科的第一大股东，王石突然辞职，事了拂身去，留下了一个惊叹号。
实际上，早在1988年，当王石在万科股东和经理人之间做出选择，他的结局就已经决定了，或早或晚。在其后的29年里，他与万科，有一场漫长的告别。正是这种渐进式的退出，让万科能够在创始人离开之后，仍然保持平稳的发展。
最初的一步是在2000年，王石辞去了万科总经理。关于这个决定的思考，他在123演讲中有所表述：“要建立一个伟大的企业，一定要在制度、团队、品牌、市场上营造一个标准，不能以一个强人为左右。一旦这个强人离开了怎么办？”
让自己和团队都摆脱对彼此的路径依赖，起初阶段是非常痛苦的。王石开始登山，进山几个月，手机没信号，谁也找不到谁。周寅猛认为，这个举动，在某种程度上是创始人的自我放逐，因为它发生于企业高速发展阶段，决定本身也完全出于企业家的自我驱动。
辞去万科董事长后半年，万科首次披露了集体奖金的计提方式，以及董事长和总裁的分配比例。王石应获全部收益约2亿元，但他并未支取。
“我个人的有形财富真没什么，无形的财富却很丰富，我指的是大万科文化。”王石说。
选择与输赢
万宝之争起于2015年7月，迁延至今已近三年之久。鏖战双方，均以正义为名，万科管理层师出保卫万科文化，宝能则强调资本的正义。在最初的一年里，上帝并不总是站在万科管理层这一边。险资入市，起因是为了救市，监管层也曾大力支持，保监会原主席项俊波曾说过：“保险资金举牌越多，证监会刘主席越高兴。”虽然万科是房地产业的异类，坚持利润率不超过25%，坚持不行贿，但房地产被归集到虚拟经济范畴，虚拟经济搞虚拟经济，谁又能说什么呢？
但王石反对！“信用不够”的姚振华要入主万科，他反对；宝能请求罢免万科董事会，他反对；对手攻击他游学三年，拿了五千万报酬，他反对！
“简直是天大的笑话。”
王石的反对，让他个人背负了很多争议。
王石将自己视为万科的一面旗帜，是排头兵，冲在前面挡子弹的。
曾经为王石自传作序，称其“值得赞扬和尊敬”的宁高宁，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针对万宝之争表达了一些看法，“（接不接受新的大股东）不是经理人定的事，经理人受股东大会任命，要么打好工，要么辞职，怎么能干预股东大会和董事会？资本有资本的权利，买了股票就是股东，这是基本原则，这个原则没有了，谁还来投资？”
“万科是一个特殊的情况，经理人做得不错，大家就觉得是不是干预了一家好公司？觉得经理人最好继续干。这不过是社会上的一种思潮罢了，但是社会上的人，又没有万科的股票，你们说那么多干什么？”
宁高宁所说的社会，指的是社会上的一部分人，实际上，与他持相同观点的也不在少数，万宝之争之所以得到长期的重度关注，其实就是两种思潮在抗辩。如果没有2016年末宝能染指格力电器，万科的股权变迁可能会演变得更加复杂。格力电器是实体经济中拔尖的代表，其董事长董明珠更是个“女斗士”，如此宝能算是捅了马蜂窝。
“今天，这个事情解决了吗？没有解决！”王石说。
截至2017年末，宝能系仍合计持有万科25.4%股权，而万科的第三大股东已被保监会托管，随着万科股价的攀升，这两家股东合计共有股票的市值超过1000亿元。
4月3日，万科公告，宝能系将通过大宗交易或协议转让的方式，处置其持有的万科10.34%股权。但这只是万科股权不安定因素的一小部分，它的归属，以及剩余股权的去留均是未知数。
在万宝之争中，在第一大股东的人选上，万科的管理团队坚持选择国资背景的深铁，对于民营背景的宝能则退避三舍。
这难免让人产生疑惑，“这辈子、下辈子都不介入政治”的王石，何以在每次万科的股权变迁中，都选择了国有企业？十八年前是华润，一年前是深铁。
王石对《中国企业家》提到一本书——作家高阳的《红顶商人》，当初他是抱着欣赏态度去读的，但读完，却持了否定态度：“胡雪岩不但是官商，还是军商，他依靠左宗棠的湘军，湘军兴胡雪岩兴，湘军衰，胡雪岩就衰。他的命脉与左宗棠的政治地位连在一起。”
当然，斗垮胡雪岩的盛宣怀，他的命运同样掌握在官家手中。这样的例子，在中国传统社会里，历朝历代都不鲜见。
王石是一个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至深的人，他对社会、财富、自我的认知，很大程度上都来自于自己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一个问题是，万科坚持选择国资背景的大股东，是否也与王石的这类认识有关？
“当然有关系，从大背景来讲无法脱离。你要看到，相当一部分的重要资源掌握在谁手里。传统社会里，盐铁这些都是专卖，现在铁路、银行、通讯等也都还由国家控制。”
有了这一重认识，王石作出了比较符合中国国情的选择，与大型的国有控股公司有某种结合，业务或者股权。他将这种结合，视作企业做大做影响力的必要条件。
周寅猛提起一则新闻。NFL（美国职业橄榄球大联盟）的球员因为反对特朗普搞种族歧视，陆续在赛前奏国歌时下跪，特朗普为此十分不悦。达拉斯牛仔队的老板琼斯因此陷入两难，一方面他得靠着球员挣钱，另一方面他本人却是特朗普的支持者。琼斯最终的解决方案是，奏国歌之前，他和球员们一起下跪，国歌一响，他马上把大家拉起来。
“这事的结果是，他既没有得罪总统，也没得罪球员，双方的利益都满足了。这就是企业家。对于企业家来说，最重要的是什么？是在不违背自己内心大的道德范围内，把事情做成。”周寅猛说。他对这则新闻的印象很深，因为是王石通过微信转给他的。
为了把联姻深铁这件事“做成”，王石付出了很多努力，遇到了诸多阻力。在整个万宝之争中，王石是否有意志消沉的一刻？“没有，他们完全把我的斗志激发出来了！”王石回答。
整个万宝之争中，华润的态度经历了几次反复，令人费解。在长达17年的股权合作中，华润一直是万科坚定的支持者，至今，万科管理层仍感念公司发展过程中，华润给予的理解和支持。究竟是什么触发了华润的转向按钮？是否如宁高宁所说，只是因为它要顾及万科与华润置地之间的平衡？
采访触及到这个话题时，王石的秘书想要打断，但王石坚持表达了他的态度：“从尊重的角度来讲，我现在不谈，将来也不会谈。但这要看某些人的表现，如果表现继续不好的话，那谈不谈，就是另一个话题了。”
王石将“某些人”放在了对立面上，那么这些人又当如何？
当华润集团董事长傅育宁听到万科这个名字，面色一凛。《中国企业家》问：“您和王石的矛盾是因为原则上有分歧吗？”傅育宁顿了一下：“我认为更核心的东西是价值观的问题。”
如果将同样的问题抛给姚振华，而他也能直抒胸臆的话，得到的答案一定更尖锐。如同他们曾经刺痛过王石，王石也刺痛了他们。
然而，在深铁进入万科董事会的当天，王石正式告别了万科。
王石赢了吗？
王石输了吗？
《新周刊》前社长孙冕是王石的山友，他向记者表达了这样一段话，或可作为上面问题的答案：“若以一时的成败来论王石，就太小看他了。登山的人，经历过生死，那一路上，你看到尸体，跨过去的时候心头一颤，说不定自己还没登顶，也和这个人一样，躺在那里永远回不去。但这种念头只在一刹那间，马上就会过去，因为你的路还没有走完。当抛弃了这些杂念，达到某种心无旁骛的程度，你的路可以走很远很远。”
内圣外王
周寅猛说，王石让他想起了王阳明，内圣外王，对外行王道，建功立业，对内于自己，则按照最高的标准要求。
王石不爱财，甚至对于泼天财富怀有恐惧。若非如此，出于个人利益最大化的考虑，他完全可以为万科选择一条轻资产道路，这样他便可以成为这家公司真正的老板。
“人生的经历多姿多彩，我最担心一个人的生命里有财富可依靠，这时你会失去动力。”王石说。
但行走在生命的路上，一个人总要追求点什么。多个与王石亲近的采访者，都表达了一个类似的观点：王石追求的是名，他认为名利不可两全，便放弃了利。
“虽然他总说自己在商言商，但我看他压根不像个生意人，生意人有哪个是主动追求名的？”周寅猛觉得，王石骨子里就不是生意人。
但是王石的很多行为似乎又难以支撑这种判断，在汶川地震时，他提示万科普通员工只捐10块钱；万宝之争中，他对华润、姚振华发表了具有强烈感情色彩的言论；他将那场轰轰烈烈的跨年龄恋爱公诸于众。但凡有点社会经验的人都知道，这些出格的言论和行为，一旦宣之于口，付诸于行，定会招致不少反感。
周寅猛觉得，若将王石追求的名，确定为世俗的名声，那便是对王石的误解：“王石是真的活明白了，他在乎的名，不是别人怎么看他，而是内心坚守的东西，例如他认为核心的道德、追求。”
在同事和朋友的眼里，王石这个人，和别人不大一样，他追求的状态，是《论语》中描述的：“望之俨然，即之也温。”他在哈佛的教授身上找到了这种状态，它像磁铁一样吸引王石一次又一次游学海外。通过这些描述，记者捕捉到的形象，不是一个商人，甚至不是现代人，而是某个古代士人。多位被访者认为，这个概括是相对准确的。
“士人有什么不好，我看现在不是士人太多，而是太少了！”孙冕说。
所谓“士俗不可医”，当《中国企业家》求问王石欣赏的企业家时，他提到了一节雅事。
2006年前后，王石曾参访无锡梅园，得知这处园林由荣宗敬、荣德生（荣毅仁之父）两位，在民国期间辟建，建成便对社会开放，作为市政公园。他觉得这件事情很美，因为荣氏家族是在创业过程中做公益，而不是功成名就之后，这种捐赠的动机没有强迫，不带任何功利性。
王石认为自己是没到那种境界的，但他把这件事记得很深，说明在他的内心里，是向往那种境界的——无功利心的将价值传递出去。这些年，王石去大学作客座教授，在社会公益组织担任职务，成为亚洲赛艇联合会主席，又创办深潜公司，希望以赛艇运动为起点，推广运动和健康的生活方式。
毫无疑问，王石享受输出的过程，如果能获得正反馈就更好了。王石一开始登山时，孙冕是很看不起的：一个好好的企业家，去冒这种风险？“你有病啊。”孙冕对他说过这样的话。但2002年，王石带孙冕登了一次哈巴雪山。下山之后，在香格里拉，很多朋友一起喝酒，孙冕指灯发誓：“要踏着王石的脚步去登珠穆朗玛峰。”
“王石是我登山的引路人。”孙冕对记者说，后来孙冕真的登上了珠穆朗玛峰，王石也带他一起去穿越了北极。因为孙本人并不富有，去北极的经费还是王石帮忙筹措的。
在做王石助理之前，冯楠曾做过公务员和国际援助发展官员。在冯楠的自我认知里，和谐共处的成分比较多，在处理人际关系时，会更多的考虑和谐，但“和谐多了，就变得没有原则”。跟了王石以后，冯楠感觉自己发生了变化：“他让我变得更加有棱角。”
不是每个人都和孙冕、冯楠一样，甘愿成为被输入的人。这些年，王石频繁出现在各种组织，各个会场，作为一个输出者。但他说的有多少人能理解？又有多少人真正在意？
冯楠认为没有多少人：“大概有50%的人就是去照相、合影的，剩下的50%中，30%可能隐隐约约听出点东西，剩下的20%可能理解了，但其中又有15%觉得，事虽如此，又怎么样？走出这个会场，我还是要回到我的世界。只有剩下5%的人，才会觉得有道理，我也得做点事情。”
“虽然他在很多组织里面，身边有很多人围着他，但真正能对话的人太少了。”冯楠说。他还记得，有一年夏天，一个社会组织的会议上，王石花了很多精力去说服大家做某个决定。他当时问了王石一个问题：“我觉得影响别人挺难的，您觉得做这件事值得吗？”
“如果我能影响千分之一的人，这个就值了。”这是王石给冯楠的答案。
无论是钱帛，还是价值观，作为输出者的姿态非常重要。2003年，王石去拉萨的一个盲童学校。一个盲童说，叔叔能不能蹲下来？于是王石半蹲着，盲童用双手感觉他，说了一句：“叔叔是个好人。”王石瞬间被感动：“企业家的高高在上，一下就化为乌有。”他明白了，公益不是施与受，而是平等的关注与互相的给予。
这些年，无论是公益还是人际交往，王石一直在努力保持平视的状态。
在博士毕业之后，周寅猛没有接受王石的邀请，去万科工作，因为“不太喜欢房地产”。但在万宝之争最胶着的2016年，他从一个炙手可热的政府部门离职，加盟了深潜公司，后来担任CEO。因为这家公司的业务是体育+教育，符合他的个人经历。但当时的深潜公司只有一个基地，从商业模式上看，它的社会意义也远大于经济效益。周寅猛觉得要把眼光放长远，“一旦下海去企业，就跟着王石干”，这是他当初给王石的承诺。
周寅猛拥有良好的自身条件，他是北京人，少时在国青队踢球，众所周知，中国的大部分球员文化程度不高，但周不同，他一路读到了北大博士。很明显，周是一个内心骄傲的人，有自己的想法，并且非常坚持，不易为外界所动。让这样一个人，给出承诺，去跟随另一个人，需要双方达到“士与知己”的境界，一种平等的关系。
周寅猛明确感知过这种平等。几年前，他作为助教，和光华管理学院的学生一起去深圳万科总部上课。回程前，去和王石道别。当他走出王石的办公室后，王石追了出来，明显很兴奋，问他是否愿意一起写本书。
“他那样一个大企业家，完全可以让秘书来转达，却自己‘咔咔’追出来。而且按理说，这么功成名就的人想弄本书，找一个人写也行，即使找人合作，多的是教授可以选，我那时才二十五六岁，博士还没毕业。但他没有把我当作学生，他认为我有我的长处，你有你的特点，我们之间是一种平等的合作关系。”
这种抹平身份差异的平等，常常给人以温暖。冯楠记得特别清楚，2012年6月，他跟着王石去巴西出差，这是他们第一次比较亲密的在一起工作。他们一起乘车去参加一个高峰论坛，王石坐前面，他坐后面，用电脑整理演讲稿。王石回头把这段车上工作的情景拍成了视频。当地的聚会上，跳桑巴舞的女孩邀请冯楠一起上去跳，王石又把这一段拍了下来。这两段视频都被王石发到了网上。
采访中，冯楠想引用电影《无问西东》的一句台词，他觉得就像是在说王石。但他忘了准确的说法。几天后，他在微信上特意把这句话发给了记者：“这个世界从来不缺完美的人，缺的是从心底给出的真心、无畏、正义和同情。”
青涩的苹果
王石极端自律，他常年保持健康的饮食、规律的运动，并且终身学习。这种自律浸润于他的各个生活细节。例如登山，为了持续保持体力，一到营地，他就钻到帐篷里休息。
最初和王石登山，孙冕一点都不习惯：“天还没黑呢，怎么这么早就睡觉？”王石回他：“不睡觉，你要干嘛？！”于是，孙冕也跟着钻进睡袋：“哪怕睡不着胡思乱想，想自己爱的女人不在身边，也好过在外面。”
对大多数人而言，自律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除非他本身缺乏世俗的欲望。所以，当发现王石吃的很少，连水都喝的少时，周寅猛觉得王石是“属骆驼的”。但有一次，他和王石一起去扬州东关街，那里有卖麦芽糖的摊位，可以先尝后买。他发觉，等大家都走过去了，王石悄悄的回去拿了一块糖，放嘴里吃，吃的很香。
周寅猛就问王石：“老板，你是不是特爱吃啊？”王石给周看他的牙，说自己以前是个特爱吃的人，因为年轻时太爱吃甜的，牙都不好了。“他就是克制自己，为了保持好的身体、工作、精神状态才不吃。这个人的自制力强大到了什么程度。”
克制，是多数被访者给王石的一个标签。在一些常人觉得最紧张的时刻，例如马上要上台作重要演讲，公司遇到了大的挑战，他会表现得出奇的平静和自信。这是在跟随王石这些年里，冯楠的一种感觉，他觉得那种心态非常奇妙，就像是一潭静水。
那么在万宝之争的尖峰时刻，王石是一种什么状态？周寅猛告诉记者，那时的王石，还是一如既往，该爬山爬山，该划船划船。但从王石的几句话里，周感觉到，他对于情势的棘手程度是有判断的。那是在周寅猛刚加入深潜公司时，王石对很多人说：“以前我让周博士来，周博士不来，在咱们最艰苦、最不明朗的时候，周博士来了。”
“你说他心里不焦急、不煎熬吗？不可能。但他还是一如既往该干吗干吗，他牛就牛在这儿。”周寅猛说。
克制自己的欲望和情绪，就像运动员学习准确发力一样，需要长时间的练习。王石之所以能达到自律的程度，可能和他的登山经历有关。登山过程中，最重要就是保持自己的行进节奏，克制超越别人的欲望。“慢就是快”，这是王石教给孙冕的第二个经验。
“后来我才感觉到，登山的意义在于，这是在一个集中的时间段里，对个人意志、身体的检测，看你自己到了什么程度。遇到危险的时候，你能不能用一种沉着的眼光去看待、去化解。”孙冕说。
克制与自律，洒脱与自由，是具有相对性的两组词汇，但它们都体现在了王石身上。曾多次采访过王石的记者黄秋丽，将王石形容为《庄子逍遥游》的鹏，拥有洒脱的性情，自由的意志，“怒而飞”。
鹏之背不知几千里也，有翼如垂天之云，鹏是一种天上飞的鸟，王石也觉得自己确有很多不接地气的地方。
他第一次有这种感觉，是在2008年汶川地震时。512当天，万科总部捐款200万元，有网友觉得太抠门了。王石回复网友，认为万科捐出200万是合适的，因为这是董事会授权管理层的最大单项捐款数额。并且中国是个灾害频发的国家，赈灾慈善活动是个常态，企业的捐赠活动应该可持续，而不是成为负担。同时，他还提示普通员工捐款不要超过10元。
很快，他便受到了潮水般的舆论攻击，有人说“王石的物理高度虽然到达过珠峰，但人格高度还不如坟头高”。
对王石的攻击到了一种什么程度？他甚至做好了被肉体消灭的准备。
几天后，王石道歉了，但他避开了帖子内容，而是针对言论造成的负面影响，作无条件道歉。时至今日，王石仍然坚持言论内容本身没有问题，但他意识到，彼时那种群情激奋的集体情绪，不是说这些话的语境：“在那个时候，大家希望你王石这样有正义感的人，可以带头领着大家捐，可你反而说一些不合时宜的话。”
在这个人生的“至暗时刻”，王石感到了孤单。但他向记者强调，这种孤单并不来源于网民的误会，因为网民的误会只会持续一两个星期。这种孤单来自与王石更为接近的社会层面，源于他们的态度：“冷眼旁观看笑话，看你王石怎么过”。
“人们冲击家乐福、麦当劳，尚且有商务部替这些企业说话，但谁替我说话？”王石认为，整个事件反映的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冲突，他觉得自己像一颗青涩的苹果，非常不成熟。
一家企业的风格，往往与创始人保持高度一致。过去的万科，也有很多不接地气的地方，这是王石的另一个反思。例如万科公开宣称不行贿，就“显得自己很清高，好像别人都行贿”。
房地产本身是一个接地气行业，很多企业出身于草莽，管理者的背景也不拘一格，但在业内看来，万科管理层是有精英标签的。郁亮毕业于北京大学。年轻一代的明星经理人，例如孙嘉和刘肖，都是哈佛毕业，且都在麦肯锡工作过。一位同业公司区域总裁告诉记者，他在和万科同层级管理层交流时感到不适，因为大家说不到一起，他关心的是买地和卖房子，而万科的人喜欢谈战略和远景。
话不投机，不可能是单方面的感觉，万科人其实也有所察觉：“万科的很多职业经理人，书生气重，匪气不足，搞房地产有时候还是需要一点匪气的。”
“不接地气，也不接天气，天和地都离万科比较远，它处于宇宙的另一面。”一位万科的老员工认为，这是王石给万科留下的烙印。显然，王石的不接地气，是被熟悉他的人“盖了章”的，当记者问宁高宁是否有此印象时，他没有否认，开了一句玩笑：“大概是登山登多了。”
地气，是企业、个人与社会相处的润滑剂，不接地气，就意味着摩擦系数增加。在王石看来，万宝之争对于万科来说，是和2008年相似的人事危机，之所以爆发，是因为迎合了很多社会诉求。在此事件中，王石看到了万科的问题，包括对公共关系的长期忽视：“明明你做得那么正派、透明，却反而被指责这个不是，那个不是。为什么？就是地气不够”。
这是王石认为自己和万科都需要检讨的地方，并且他认为，通过这个阶段的磨砺，万科已经有了变化，例如在CEO的人选上，就在弥补某些方面的不足：“郁亮为什么选祝九胜？你们研究九哥这个人，他在人际关系上面，那种厚度，那种来源。”
就王石个人而言，他自觉也有进步。例如他意识到，顾及别人感受，是一种必要的担当，在123演讲中，他也做到了这点。
“在你刚成长的时候，各方面看你不容易，做错了，大家也用同情的眼光看你，就被捧起来了。等到真正让你承担责任的时候，反而有些不适应，觉得怎么现在都说我不好。人要重新认识自己。”
王石觉得自己成熟了，他领略到，中国社会就是各种文化在一块，因为有不平衡和不和谐，所以更强调平衡和和谐。他当然与这个社会有了更舒服的相处模式，唯一令人感到担心的是，王石本来是一块顽石，会不会被俗世的河水冲刷成了鹅卵石？
“10月的红苹果就庸俗了？不，我不这样认为。我慢慢磨平了棱角？不，恰好不是这样。这东西是人情世故，不是向世俗妥协。该坚持的我还要坚持，只是我可以说的谦虚一点，不那么张牙舞爪，不让你感到难堪，做到这一点不是很难。”
当然，王石也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他确实改了，只是改的不多。
采访中，我们聊到了一个房地产业的老话题——万科魔咒，即规模上超越万科的公司往往没有好结果。王石说，他仍坚持认为万科魔咒的存在，因为万科已经很大了，超过它就会变形。
根据2017年房地产公司销售额排名，万科第二，碧桂园为第一。当记者向一位碧桂园的管理层提起万科魔咒，他表现出难以掩饰的不快：“我们会将这个当作一种提醒。”
回归——未来
35年过去了，王石还记得牛仔夫妇来广州看他的那一天。他们相识于1978年的深圳，牛仔是深圳皇岗村的村长。在那一天的王石的记忆里，皇岗村是离笋岗北站6公里、紧邻界河的小村庄，牛仔是壮实的农民汉子，牛仔的老婆是下地干活的农妇。
但1983年的春天，牛仔夫妇给王石带来的冲击，就像他们手里拎着的美国橙子——新奇士，牛仔的老婆甚至烫了一头时髦的狮子头。
显然，深圳成立特区之后，牛仔夫妇赚钱了，也开始享受生活了。这是时代对王石的第一次召唤。
1983年5月7日，王石乘坐广深铁路抵达深圳，来到热火朝天的世界里，哪都是人，哪都是工地，到处是挖土机、翻斗车。兴奋、狂喜、恐惧的感觉一股脑涌了出来，他的手心里汗津津的，肾上腺素猛增。
接下来的故事大家都知道，王石开始倒腾玉米，接着又搞录像机、摄像机进口贸易，再往后超市、投资什么都干，最后专注于房地产开发。虽然万科的生意越做越大，发展过程中又命运多舛，但在王石的记忆里，印象最深刻的还是创业第一年，那是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
123演讲中，王石对那段刺激的岁月展开了详细描述，就像昨天发生的事情一样。因为“肥鸡丸”事件，香港人都不吃鸡了，作为鸡饲料的玉米少人问津，王石赔惨了。但他不信香港人一直不吃鸡，北上大连，吸纳了1.5万吨玉米库存，雇船走海运到深圳。不久后，港媒澄清“肥鸡丸”有误，香港人果然又吃鸡了，王石的船也靠岸了。他当时就站在赤湾码头边的小山坡上，看着船卸货，一辆辆接货的卡车开来，弄得尘土飞扬。
“我觉得呼吸的带有海腥味的空气特别新鲜，那个天，蓝啊！云，白啊！那种愉悦感是从来没有过的。”说这些话时，王石微微闭上眼睛，扬起了头，仿佛一抬头就能闻到海的味道。
2018年，卸任了万科董事局主席的王石，感觉又像是回到了1980年代，在大跨度的生活里，他就是一个穿梭人。
王石花了更多的精力在深潜公司上，这家公司是他在2014年创立的，当时只是想做一个企业家的海外培训营。及至2016年，深潜公司在国内只有一个基地，在海外，也只有英国牛津、剑桥一个培训项目。但现在深潜公司已有超过10个俱乐部（含规划中）、运动管理学院、赛事运营三个业务板块，仅2017年，便举办6场赛艇赛事。
另外，王石还在约40个社会组织任职，哪怕每家每年只开3次会，他一共也要参加120场会议。在冯楠看来，这些社会组织给王石提供了很多可能性，而他就在这些可能性中，继续创造，拓展边界。尤其是各个组织的边缘交叉，特别容易产生新的可能，例如水环境保护和赛艇就可以放在一起。如果没有王石的存在，这些组织机构都是各自为政。他就像一个平台，带动大家合作联通。
王石还打算重启海外游学，此前因为万宝之争，这件事暂停了。他的下一站应该是耶路撒冷的希伯来大学，可能会在那待两年时间。他对犹太文明的探索已经持续了很长时间，在剑桥的研究方向就是犹太人移民东亚的发生史。此去耶路撒冷，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溯源犹太教的发源地。
当然，以色列还是科技研发的高地，王石还打算去那里吸收现代科技农业成果，例如水循环利用，对大棚、滴灌、育种技术的改良。他原计划在70岁之后做农业，现在看来，这个安排要提前了。
希伯来大学之后，王石的下一站是伊斯坦布尔大学，打算接着研究伊斯兰教，近年来，他对宗教的兴趣越来越浓厚了。
王石今年67岁，他还在不断地挑战自己，他说过类似的话：哪天他失败了，一定是因为停止去挑战自己。正因如此，我们还总是听到他的消息，还时常能感知他的存在，社会也没有将他遗忘。
对王石来说，世界还很大，路也很长，他秉承挚友褚时健同样的信念：“人生六十才开始。”而举办一场回望66年的演讲，在王石这里，就是对岁月的一份情怀，对人生经验的一次分享。那些错过的可能性，如万科股权的安排，都是自我认知过程中的代价。他没有追悔。
“如果回到1988年，您还会放弃万科的股权吗？”
“会，一定会。”（编辑：庄禾晴）
